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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支持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并不坚定。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建议，美国应该拒绝参加欧洲防务，如果我们与阿登纳的会谈是徒劳的或是不友好的话，那么这种孤立主义就会得到进一步抬头。在安德鲁斯机场的小型而又沉闷的仪式将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发源地。
当我最初看到阿登纳从他的坐机里出来时，他的六英尺二英寸（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笔直的姿态，轮廓鲜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们的感情。而象阿登纳那样的人有着自制、完全不露声色的表情。在政治活动和国际关系方面，如果一个当事人从研究他人的表情中能够准确地猜到人们正在想什么和有什么感觉的话，则他会大为受益。阿登纳的表情是淡薄的，几乎是禁欲主义的自我控制，丝毫不流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我的欢迎词中我想要表明的主要之点是阿登纳的访问，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得到再生而不是诞生。由于这两次世界大战，正步走、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土一纳粹已经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鬼子要么揍你，要么向你下跪。”然而，我却知道德国和德美关系还有另一侧面。尼克松夫人的母亲生于德国。我自己的母亲在大学专修德语，一向高度赞扬德国大学的造诣和水平。在杜克法律学校里，我从朗·富勒教授那里知道，德国学者们对发展西方法律原则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欢迎阿登纳时，我想引起人们对早期的回忆并提醒美国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曾经帮助过建设我们的家园。我告诉阿登纳，距离他在华盛顿期间下榻的布来尔宾馆只有几步远处，矗立着一尊普鲁士军官弗里德里奇·威廉·冯·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他在福杰山谷与乔治·华盛顿一道服役，他接管训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成绩卓著。
我说，美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冯·施托伊本和数百万德国人对我们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
阿登纳在答谢讲话中，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刚才提到了巴龙。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对你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你赞扬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而没有提到最近几十年的事。”经他授权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他显然被这次欢迎所感动。第二天他在冯·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
阿登纳通过一生中最根本的教训制定出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是在对德国的忠诚和对法国的本能的喜爱并存的这种政治、文化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谋求法、德恢复友好关系，以便利用两国之间的悠久的和睦亲善作为东西方对抗的当今世界的一个战略楔子。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虔诚的热爱自由的天主教徒，他谋求国家之间和社会利益集团——政府，商业和劳工——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样能够防止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对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暴政。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热爱自由，并把它看成是人类精神生存的必需，所以他准备为保卫他自己的和其他自由社会免受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而战斗。
他的思想既不复杂也不原始，他是健全的和全面的，他具有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人物所需要的把目标统一起来的能力。目标的统一和良好的观念当然并不总是一致的。我接触过一些领导人，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理想。我遇到过另外一些领导人，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就连如何达到他们的理想的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阿登纳是罕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实际的政治才能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在把他的深切的宗教信仰转变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基础方面，他可谓是一名罕见的炼丹大师。
阿登纳懂得民主的基础扎根于犹大——基督的伦理道德学中。事实上，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最使他耽心的是，人们可能会被迫把他们的精神本身奉献到唯物主义的祭坛上去。但是他并不是一名现代的十字军参加者，出来改变非基督世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基督政府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能学他的、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向上帝诉说他的愿望。
阿登纳的基督政治把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视为他们的最高准则，同时，把创造西德经济奇迹的任务也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直觉足以代替技术诀窍。他对经济懂得不多，并不参加起草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他把这些琐碎工作都交给了他的精明强干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去处理。而艾哈德是根据阿登纳的“分权原则”执行的。十二年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已使这位总理清楚地认识到把权力过多地集中于公众或集中于个人手中的危险性。他既反对国有化工业和垄断企业，也反对罢工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
1951年，在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允许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这种伙伴关系使得西德三十年没有重大的劳工骚动。
由于这个协议和艾哈德的精明的经济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纳说服盟国不要大量地拆除德国工业，使西德赢得了近三十年的惊人的经济增长。今天，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美国，它的工业产量是战前未分裂时的大德国的一倍半。
正是由于阿登纳的伙伴观念给西德带来了繁荣，也有助于给西欧带来和平和经济联合。阿登纳对战后的景象曾描写道：“以我之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
阿登纳和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大部分欧洲的钢铁和煤炭生产置于联合控制下的国际权威组织。在法国的卓越的经济学家琼·莫尼特的指导下，这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导致了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然而，他的由每个国家各派军队组成一支欧洲军的理想由于法国议会对德国人长期不信任，拒绝考虑，而告破灭。但是阿登纳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的帮助下，他设法使西德于1954年加入了北约组织，并于1955年从同盟国的控制下赢得了彻底的独立。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通过成功的互访，并于1963年签订了友好条约，从而两人重修于好。
有时，人们把阿登纳和沙勒曼相比较，沙勒曼这位超群人物，通过个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短暂地把欧洲统一在一个基督帝国之下。这个比较在许多方面是贴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纳两人都身材魁梧。虽然两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优裕的生活。两人都以实干家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著称，每人都被同样的理想所吸引，并且都具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国在九世纪由他的三个孙子瓜分了。从那时起，法国和德国，这个分裂后的帝国的最大的两部分，就定期地卷入敌对行动。阿登纳在野的年月里，当他仔细研究和思考后，他愈来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团结在信奉基督教义的周围并在各国友好的政府的领导下，欧洲人民能够再次联合在一起。战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反对苏联专制政府的自由欧洲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的理想有着阴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认为，阿登纳对于重新统一已经分裂的日耳曼民族并无真正的兴趣。当阿登纳面向着西欧时，他们则看到他背朝着东德的一千七百万同胞。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阿登纳出生在莱茵地区，那里是中世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中央王国”的一部分。许多莱茵人生来就有一种内含的矛盾心理：他们都是德国人，同时又有点法国血统。他的某些批评家指责说，与其说他亲德国，不如说他亲莱茵，或者甚至更亲法国。他的心的确总是留在莱茵土地上，他也一点没有象普鲁士军队对待法国人的那种反感，然而他的爱国主义从未有过半点值得怀疑。
约翰·麦克洛伊是这位总理的挚友，他仰慕阿登纳。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来描写阿登纳：“哎呀，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中，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欧洲。一个灵魂热爱祖国，另外一个为它的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插曲所击退。阿登纳要把西德的首都设在莱茵，这是把他的新德国从旧普鲁士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想法。波恩离法国比离柏林更近。
阿登纳厌恶普鲁士德国可能是导致他最终垮台的原因。
1961年8月东德人开始修建柏林墙时，他九天来去柏林。这一迟缓给他招来了鼓噪一时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评。在危机一开始时，如果他就在场的话，可能对该城市的两部分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当他终于抵达并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兰特市长的冷遇的时候，他坚定地朝着装有倒钩刺铁丝网的波茨坦广场走去，并站在离它四、五码远处，凝视着铁丝网的另一边。
东德的官员们通过扩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坚守阵地。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对抗的瞬间，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许多西德人民对他没有能早些赶来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个月的选举中，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了在联邦议院中的绝对多数。
在整个总理任期内，虽然阿登纳总是说，他致力于两个德国的联合，但是对他自己的话究竟深信到何种程度，始终是值得怀疑的。他曾经说过有三种德国人：喝荷兰杜松子酒的普鲁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亚人，和喝葡萄酒的莱茵人。他说，只有莱茵人头脑清醒，足以统治其他人。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许一直在考虑着这么一个问题，在联合以后的德国，更为开放的东德选民们可能会使他勉强当选总理的获胜限界受到威胁。
很多宿命论的历史学家们给一位能干的领导人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他能够设法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可能改变的历史潮流统一起来。简而言之，他们相信历史创造伟人，而不是伟人创造历史。根据这一理论，西德渐渐地接近西欧。并且，由于这股强大的冷战潮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使西德逐渐远离共产主义东方。阿登纳只是一名作些细微调整的舵手。
从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论家们珍惜这种学说。然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通过实践知道，一个领导人的决定对改变事件的进程能起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后早期的这些多事的岁月里，法国和德国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欧洲联合的关键，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个世纪，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残杀。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于无法消除。只是由于阿登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诸如舒曼和戴高乐这样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信心，并因苏联威胁构成的新的紧迫感，使和解终于得到实现。
五十年代，法国议会几次否决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如果换一位德国领导人的话，可能会使法德关系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敌对状态。然而，阿登纳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经说：“我认为，在受挫折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却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最好的欧洲人”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