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活动中的彼得·潘。”晚年放弃了打马球后，画画成了他的爱好。他的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似乎释放出了他的被压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经说的：“若不是为了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
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口述机时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笑意说：“我更喜欢口述给一个漂亮的秘书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知觉的机器。”他接着说，他有两个“非常美丽的”秘书。
许多年后，美苏于1972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也同意邱吉尔喜爱秘书甚干机器。然后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说：“除此以外，当你晚上醒来并想做点笔记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邱吉尔讨厌没有文明的物质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上一个锡制的浴盆去前线。禁酒期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每次讲演前他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不久，白宫的一个年长的男管家告诉我一件事。邱吉尔访问期间，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于皇后卧室内。那个房间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在邱吉尔的另一次访问中，罗斯福坚持他的客人应该住在林肯卧室，这样他的客人可以说他在林肯床上睡过觉。林肯卧室装饰单调，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简朴风格，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
晚上，邱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这个管家说他看见邱吉尔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踏着脚尖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进了皇后卧室。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邱吉尔也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让邱吉尔选择皇后卧室或是林肯卧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留在林肯卧室。
邱吉尔也是品尝美酒的行家。最近我访问了法国拉菲特·罗思蔡尔德大葡萄种植园，许多人认为那里生产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邱吉尔曾参观过该种植园，他们为了他，特意打开了一瓶1870年拉菲特·罗思蔡尔德生产的酒，那一年是十九世纪葡萄最大丰收的年份。饭后邱吉尔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1870年对法国武器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对法国酿酒业恰是极好的一年。”
邱吉尔在华盛顿逗留的三天中，我对他的观察常使我回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那是1936年，在我来到东部法律学校之后，他那时已经成为非常显要的和引起人们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英国必须重新武装，民主政体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我知道，今天如协和式飞机晚起飞二十分钟，人们就会不耐烦。但是在三十年代，坐远洋定期客轮到欧洲最快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所认得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人中谁也不喜欢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去消灭希特勒。
我猜想他那滑稽的外表、无法容忍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夸张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即使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邱吉尔是一个好斗的牛蛇。他的讲话似乎过分渲染和夸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情我们所熟悉的内维尔·张伯伦的避免战争的决心，也钦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骂时的容忍和不失尊严。我能够记得当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英国时大家所感到的轻松，他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欧洲崩溃了，邱吉尔以他的光彩夺目的个性和戏剧性的雄辩才能顷刻间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邱吉尔善于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说：“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关心美国。因为他知道它是“民主宝库”，只有我们的支持——最好的是我们的干预——才有可能拯救英国。从气质上说，他特别适合充当这种角色，因为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就出生在美国的布鲁克林。他甚至用某些夸张的语言骄傲地宣称——杰罗姆家族还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统。
他于1874年出生在伯来尼宫，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在他幼年时，他父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爱他们，崇拜他们。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倾注于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伦道夫勋爵是一个有才华的而又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从事冒险事业并以失败告终。他以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政府的一项政策的抗议，而他原以为首相会拒绝他的辞职。但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内阁。正好由于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埋头他自己的事务外，伦道夫勋爵对他的儿子很少关心，视他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因为他增加了经济已经济拮据的家庭开支。
政治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学校里的功课。他早就渴望与他父亲讨论有关的政治事件和当代的名人。可是伦道夫勋爵使他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破灭。温斯顿后来写道：“如果我作出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马上就生气，一次我曾建议说，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一些信件，他对我冷若冰霜。”伦道夫勋爵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也结束了他俩之间任何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
温斯顿写道，他母亲“就象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总有一段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一个轻浮的美人，结婚对她喜欢献媚和与男人交往方面没产生什么约束力。尽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辨别力，然而她的私通为人尽知。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谓“新科学”的心理生物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例如，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书中，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认为：崇拜自己父亲的伍德罗，威尔逊却下意识地憎恨他的父亲，这种敌意使他与在对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现出刚愎自用。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个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将常常提供一条线索，那是普通常识，我也同意。
对邱吉尔来说，虽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剥夺，但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他的父亲感到极为骄傲并维护他死后的名声和保卫了伦道夫为之而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活着看到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她利用与有权势的人的广泛联系来促进她儿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温斯顿的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妈妈，并且完全依赖他。
就象爱因斯坦一样，邱吉尔在早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的学生。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说过：“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过哈罗公学考试，他只能通过次一等的学校的考试。”在中国或苏联，他不会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或是工业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访问中，一位中国教育家自豪地对我说，在中国所有的儿童都免费受初等教育，他接着说，当他们初中毕业后，要参加一次全面考试，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考试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去工作。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邱吉尔们。”
一位有洞察力的学者会发觉邱吉尔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群众性的测验所能知道的。在英语方面，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这些科目成绩较差，把他的平均成绩拉到标准分数线以下。按分数等级，他被排在哈罗公学的最低的班级。在那个班级里，各门功课中强调英文写作。“因此，”他后来写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上——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丰富了几代说英语的人们的生活。
对于邱吉尔来说，取道于牛津或是剑桥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径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决定进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国西点军校，成为一名骑兵士官生。他很喜爱他的军事训练，他的学业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年轻的邱吉尔现在审视了一番世界舞台，寻找能够为他提供冒险的场所。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前往古巴，报道岛上的叛乱分子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后来他写道：当他窥见地平线上的古巴的轮廓时，他产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某些真实的事情的地方。是一个采取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地方。也是肯定会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会在这里丧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国，为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委任做准备：去印度服务八至九年。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你无法想象出我是如何渴望几天后能远航到一个充满着冒险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单调乏味的国家印度——在那里，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没有战争机会。”
在班加罗尔任上，邱吉尔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他决心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他每天花数小时练习打马球，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马球手。他也开始学习过去在学校里从未学到过的知识。他的学习方法是十分广泛的和有条理的。他要求他的母亲给他一套完整的年鉴。这些都是从英国的政治年鉴以及世界各国的新闻汇集而成。他仔细地阅读，作了笔记，逐步掌握了年鉴所包括的丰富的事实和资料。当他阅读国会辩论的重大问题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细地勾画出对这一特定事件的个人看法。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同当时与会者的观点和分析进行比较。
他也要求他的母亲寄给他一些英国语言方面的伟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热得使人手脚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尔的同事们正在睡午觉时，他却全神贯注干这些书中的词句和韵律。
不久，他就着手向伦敦的一家报纸发回有关战争的报道。
对于一个年轻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作法，他的许多同事和大部分长官不赞成这件事。当他的关于西北边远邦战斗的报道出版成册时，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建议说，书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中尉给将军们的须知”。这种讥讽伴随了他一生，可是他从不介意。
邱吉尔从来不愿遵循常规，认为这样会束缚他的个性。他对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创造性来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他被那种把生活减少到最低值的爱事事计较的官僚思想气得发狂。他藐视下级官员们那种思想界限森严，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状态。吉普林称他们为“小人物”，并说，那些看来“太渺小而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的人们会“拖垮这个国家”！当邱吉尔反对“小人物”的循规蹈矩时，他竟然常常高声背诵吉普林的这首诗。
美国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个老问题给我们增添了新的麻烦。在我们膨胀起来的官僚政治中，许多刻板的毫无生气的小人物只关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自由主义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要使官僚机构行动起来，总是十分困难的事。现在要让一个保守的内阁部长，代理机构的董事，甚至是总统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官僚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行动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官员身上，邱吉尔为此激怒了许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的有关克莱门斯、劳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