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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1852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1906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1908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1916年6月和9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7卷，第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的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1917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同时，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就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4．压学生讨好日本（2）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六款，时间是1914年9月8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陶尚铭等：《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7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据统计，自1913年到1931年的19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1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日本人。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
1．争地盘直奉反目（1）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其矛盾便突现出来。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他心想，打倒了段祺瑞这个太上皇，他可以安稳地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是，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关于如何善后的问题，徐世昌以为应该由他来处理。但是如果得不到直奉的许可，那是寸步难行的。如惩办祸首一项，徐世昌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一概不究。张作霖对此比较赞同，因为张同皖系分子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吴佩孚半身像
但是，直系军阀却不答应。吴佩孚非常激烈，主张查抄祸首财产，肃清安福系分子，将段祺瑞幽禁于汤山。最后，于7月29日，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这个通缉名单，居然没有段祺瑞。段祺瑞是卖国集团的头目，竟然漏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纷纷通电加以谴责，但无济于事。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民国时期，对战争祸首的惩办，基本都是惩而不办，所发的通缉令也是官样文章，作个样子罢了。这次也是如此，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直奉的裂痕，在直皖战争结尾时，就已表现出来。奉军借口武装调停，把军队开到北京南苑的皖军驻地，乘机收缴军械。他们接收了北京东直门里徐树铮部的库房；汤玉麟在西苑接收了邹作华所带的炮兵；还接收了蒋斌的无线电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获得不少战利品。但张作霖还不满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缴获空军探照灯两只，后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直系很是不满。曹锟不屑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荆有岩：《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吴佩孚更是气愤。直系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力，是在抢夺胜利果实。分赃不均，导致直奉的分裂。
直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地盘上。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插进长江流域，而又都把安徽视为盘中美味。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顽固分子，此时病入膏肓，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安徽督军一职，就成了直奉两派争夺的焦点。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
原来张作霖想在长江流域插上一脚。他认为张勋虽然失势，但无论如何还有影响力，就把自己的四女张怀卿许配给了张勋的儿子张梦朝，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张勋是臭名昭著的复辟派，安徽人民极力反对。张作霖无法，又把他的另一个亲家鲍贵卿抬了出来，保举鲍任安徽督军。原来张作霖为了牢牢地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把自己的大女儿张冠英许配给了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结成了亲戚。
但直系军阀对张作霖的保举，一律坚决反对。后来徐世昌用别的利益换取了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但由此，直奉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
直奉争夺的另一个地盘是江苏省。江苏督军是李纯，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共称苏、鄂、赣长江三督。而李纯是长江三督的首领，俨然是长江流域之盟主。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在1920年9月，李纯被提升为长江巡阅使。但李纯不以为意，感到是个空头衔，没有实权。10月，李纯被提为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督军之上，有了实权。10月10日，又晋升为英威上将军。贾逸君：《民国名人传》，第218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此时的李纯，和曹锟、张作霖可谓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地位显赫，人皆仰视。曹锟原来是川粤湘赣四省巡阅使，但鞭长莫及，控制不了这四省。直皖战后，曹锟借机改任直鲁豫巡阅使，一举取得了直鲁豫三省的大权。这是直系的一个胜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纯在得到上将军任命的第二天便开枪自杀，乃精神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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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争地盘直奉反目（2）
李纯死后，苏督一职空缺，引起了直奉两派的激烈争夺。张作霖立即推荐张勋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张作霖担心江苏人民反对，就又提出自己可以担任江苏督军，而把奉天督军让给张勋。直系的曹锟则马上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曹锟知道，要想顶住张勋的任命，只有抬出北洋派###王士珍。王士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要员，曾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资历甚深。此时，王已是60岁的老人了。徐世昌左右权衡，感到任命王士珍有利于两派的平衡。就动员王士珍担任了苏皖赣巡阅使，条件是不必走马上任。而江苏督军则任命了齐燮元，因为齐燮元原来就在江苏。
这个任命是12月3日发表的。这一回合，直系占了便宜。直奉两派之争，使徐世昌这个总统不好当。于是，徐世昌命内阁总理靳云鹏动议召开四巨头会，以解决当前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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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天津四巨头会（1）
四巨头除靳云鹏外，还有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不以占领东三省为其最后的目标，他有更大的野心。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再加上直系在长江领域的辖区，俨然占有了半壁河山。因此，徐世昌过去只受段祺瑞一个人管，现在变成两个人管了。而这两位又常常意见不一致，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争吵不休，徐世昌这个小媳妇总统很难当。
这时又加进来一个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王已被提升为两湖巡阅使，仍兼湖北督军。他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紧靠西南，因此同西南军阀的关系很是密切，他们打得火热。西南军阀也需要和平自保，便宣布“自治”。因此，王占元便乘机同重庆镇守使兼川军总司令刘湘签订了《川鄂联防条约》，又同湖南督军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签订了《湘鄂联防条约》，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两湖地区就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而王占元同西南军阀的善邻关系，反而成为他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北京政府幻想统一全国，就不得不重视王占元。因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也被邀请参加天津会议。
张作霖于1921年4月15日，由奉天启程赴津。《张作霖致曹锟等电稿》，辽宁省档案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12页。一行有总参谋长许兰洲、顾问日人町野舞马中校以及其他幕僚，同时带领卫队、机关枪队一个连，步兵一个营。他们于16日清晨到达天津新站，下榻于河北街恒记德军衣庄。与张作霖事先约好的曹锟随后于16日午后6时，到达天津，入住曹家花园。
当晚曹锟拜会了张作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张作霖和叶恭绰、王乃斌、张景惠、曹锟、曹锐等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