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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的死亡年龄
根据考古大师夏鼎的指示，考古人员经过一番筹划后，提取玉衣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为确保玉衣出土现状的完整，以利于仔细清理和修整复原，考古人员决定从现场整取运回室内。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极富经验的考古发掘宿将白荣金。在开始时，白荣金仿效印年代自己起取满城汉墓刘胜夫妇玉衣的经验，将这套玉衣的中间截开，分段起取，以便于搬运。但当他揭开上层两排玉片时，竟发现了墓主尸骸的股骨，这个意外发现表明玉衣不宜截断。于是白荣金和其他考古人员重新对出土现场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玉衣紧贴在凹凸不平的岩基上，玉衣片呈现松散不平的状态。与此同时，还发现有许多玉璧、佩饰以及人骨等相互交叉其间，不可能简单摘理干净，看来只能整体取运。经过再度认真地分析研究，大家设想了几种起取的方案，最后综合出一个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这个方法从当时白荣金留下的一份工作记录看，其操作程序大致是：
1。将玉衣四周清理干净；
2。在玉衣上贴附绵纸，分段打石膏薄层加以固定；
3。用削制的薄竹签咬长60一70厘米、宽1。5一2厘米、厚约U 。 2。厘米）从玉衣两侧之下，紧贴墓室地白试着逐根往里插人，操作时采取肖向对插与斜面对插相结合的方法，将｝''1_签一根根密排插人，两边仅留签头；
4。再沿竹签下面顺序插入薄木板，将竹签托住；
S。在木板下插人数块铝合金薄板（长b（｝厘米、宽约4｝f1厘米、厚0。1厘米）；
6。将预制好的木箱框（内口长21｝厘米、宽f｝2厘米、高2U厘米、板厚2厘米）套住玉衣；
7，在原先固定玉衣的石膏上，隔上纸，再敷厚约3厘米的一层石膏，其上再衬以木屑，填实后，钉上箱盖板；
8。在铝合金板下有间隔地插人托底木板数条，用铁丝捆缠板条的两端向上与顶盖固定收紧；
9。集中数人同时用力将箱体迅速翻转过来；
10。拆去原先托底的板条、铝板、薄木板和竹签，将玉衣背后整理垫平，铺衬一层塑料薄膜，用木板封钉箱底；
11。再将箱体翻转，使其正面朝上，并在箱上标明玉衣头向及各边方位。
当以上工作完成后，数名考古人员把整取玉衣的木箱安全抬出了墓室。由于整体取运的成功，喜不自禁的白荣金对队员们诙谐地说：“咱这是给老赵倒出殡了。”
玉衣取运出后，先放于广州市博物馆，后于19｝年春运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由白荣金以及冼锦祥、李卫华、王影伊等专家进行修复。
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复原，玉衣各部位的情况已全部了解清楚，其中：
头套：共用玉片265片，以丝线连缀，并在背面贴衬丝绢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圆璧形、梯形、三角形、近方形、长方形和五边形。头套由头罩和面罩扣合而成。头罩顶部以一璧形玉片为中心，做成圆弧形状。面罩鼻部隆起，中露一细缝，下巴尖圆，略具写实的风格。
上衣：由衣身和两袖组成。用丝带纵横交叉将玉片粘接在一起，并在背面贴衬麻布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均无孔眼。衣身共用玉片537片，由前身片和后身片组成，呈对襟形式。在下部前后身片对接处皆有开r一】，有如衣服下摆的“开气”。两袖均呈筒形，上粗下细，体扁且弯，左袖用玉片215片，右袖用玉片209片。
裤筒：分左右裤筒，均呈上粗下细的筒形，制作方法与上衣相同。左裤筒用玉片266片，右裤筒用玉片388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
手套：左右手套结构均如手形，由手背、掌心和五指组成。拇指伸直，其余四指并拢弯曲作握拳状。左手共用玉片113片，右手用玉片121片。玉片的连缀方法与头套相同。玉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五边形、梯形、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鞋：左右鞋形均由底板、前脸、脚面、左右侧帮和后跟六部分组成。左鞋共用玉片lay片，右鞋用玉片lag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梯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玉片的编缀方法与头套相同。
复原后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l｝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片。玉片形状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另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和圆璧形等。玉片间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其中头套、手套和鞋的玉片两面打磨光滑，边角钻有小孔，用朱红色丝线通过小孔将玉片连缀起来，并在里面衬贴丝绢加固，待部件全部连缀完后，在边缘部位还要用丝织物缝合包边。上衣、袖筒和裤筒所用玉片多是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割而厚薄不匀，其连缀方法是在玉片表面用窄朱红色丝带对角粘贴成菱形网络状纹样，四边再用宽朱红色带粘贴成方格状。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构成多重儿何形纹样，色泽异常鲜艳。
从这套玉衣的玉片质料来看，玉片的颜色较杂，少数玉片呈透明的青绿色，多数不透明，以黄褐色、黄白色为主，间有青色斑块，后者硬度较低。个别玉片呈灰黄色或红褐色，质地较软，已分解为碎块，或风化为粉状，显然属于一般石料‘，对比满城2号墓窦维所服玉衣h衣前后身玉衣片的部分质料，两者均大同小异，同属不很珍贵的软玉类品种。除此之外还可发现，玉衣片中还包含着一些制作玉器切割下来的下脚料和玉器残片。由此可推测，玉衣制作地点可能是在制作玉器的作坊或其附近，也许是在一个综合性玉器作坊中完成的。从玉片上保留着粗糙的切割表皮看，当时安排使用玉料是相当节省的。
由于玉衣的造型是以人体形状为基本依据的，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不；，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型可能较瘦。至于上衣衣身较宽大，可能与玉衣内放置玉璧有关。有些玉片上保留着开料时的切口，有的切口宽度仅约｝。 1毫米。切割面上留下了基本平行的“锯路”痕迹，说明当初割料时用的是一种长条形扁片工具。由于切割面较平整光滑，可以看出用的磨料较细，因而可推断当初的切割效率不会很高，需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
按照白荣金等专家推断，玉衣的制作地点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全部由汉廷制作，赐给象岗墓主作硷葬用，但从躯干部位玉片用料过于简率这一点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头、手、脚共部分为汉廷制作，躯干部分为南越国配制，这种可能性虽较前一种稍大，但裤筒卜的玉片有个别属于头、手、脚的穿孔残片配人，说明制作玉农躯于的地点ltr＇时又有制作头、手等穿孔玉片的余片，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先前推论的成立；第三，全部在南越国加工制作的可能性似乎最大。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片上的钻孔，从剖面上看，孔壁呈圆锥形，属杆钻加磨料钻成。从一些未钻通的废孔痕迹和一般钻孔现象分析，钻孔先从背面钻起，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一下，把正面孔口卜的锐棱磨掉，避免连缀时用的丝线被割断。而满城汉墓玉衣片上的孔眼是用管形钻钻出的，孔壁呈圆筒形，既细且匀。可见象岗古墓慕主玉衣的钻孔’r_艺较为落后，从而有助于证明象岗古墓墓主玉衣是在本地制作的推断。经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闻广等专家研究鉴定，玉衣的玉料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且取材地点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岭南曲江县的玉山之中。
象岗古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于汉代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如果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随墓主人的人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m｝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o年或多些。但象岗古墓玉衣制作较特殊，头罩、双手、双足是用长方形或方形等小而薄的玉片，四角钻孔用丝线编缀而成；其余两个袖筒、上身胸腹及下身两裤筒共五个部分，只用长方形或方形小玉石片粘贴在麻布上，石片上再覆以素绢。这种全套玉衣都用丝缀及粘贴的制法为中原所不见。河北满城的中山国靖王刘胜夫妇以诸侯王的身份享用金缕玉衣，可能是由皇帝特赐，或者是因为当时玉衣初行，制度等级不严，金缕玉衣并未成为皇帝至尊专用的硷服。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是得到汉中央政府承认的，如玉衣系汉廷所赐，可与刘胜同用金缕，即使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当用银缕，而赵胡所用却是丝缕玉衣。由此可进一步推断这件丝缕玉衣属南越国工匠自制的。尽管象岗古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在质量和规格上无法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匹敌，但它却是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套丝缕玉衣以它独特的形式，显示出了中国玉衣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特点，其在玉衣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一切玉衣无法代替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价值。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s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一50毫米。由头罩中检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粘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惟一宝贵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占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一45岁。
镇墓之宝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璃虎钮，璃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就在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极为精致。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陷于了迷惑和沉思。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的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外，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人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人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昧（音MO）”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潜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膺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而从“泰子”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