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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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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张学良先丢东北，后失热河，全国舆论哗然，被蒋介石当做替罪羊强逼下野，他只好于1933年4月去欧洲“治病”。
他先后在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国参观、考察，1934年1月才自欧洲返国。
他经过9个月的欧洲之行，身体有了很大改变。
他原来精神颓丧，骨瘦如柴，与客人说一会话，就要进内室打一次吗啡。
现在毒已戒，小胡须剃得精光，身体强健，精力充沛。
张学良这次出国考察，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他原来受的是忠君爱国和孝悌教育，张作霖在世时只听张作霖的，蒋介石上台后只听蒋介石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幻想从美国和国联那里得到帮助，解决中日问题，现在这种思想已经破灭。
他在意大利居住的时间最长，而且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相处得很好，听到和看到许多关于法西斯的言论，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
他特别欣赏墨索里尼的一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
他认为，中国要真正抗日，必须先求统一；要求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不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就要两面作战，抗日不可能胜利。
而要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心和领袖只能是蒋委员长。
他回国后发现蒋介石正在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并学习希特勒的褐衫党、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
他十分兴奋，就进一步向蒋介石介绍西方法西斯主义，极力劝说蒋介石搞个人独裁，他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张学良的思想正合蒋介石的心意，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命他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
张学良上任后，高喊“拥护领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而且比谁都喊得响，并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往南方，同共产党红军作战。
他还按照法西斯组织的要求，在武汉召集东北救国会，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分子组成四维学会，请蒋介石担任名誉会长，他任会长。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蒋介石重新制定了“剿共”计划，决心用嫡系部队尾追红军。
同时调东北军转入西北，妄图以数十万兵力消灭疲惫的红军。
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兼总司令，张代行总司令职务。
总部设在西安。
蒋介石还下令杨虎城将军的17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
张学良把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部署在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决心一举消灭装备极差的陕北红军。
但事与愿违，崂山一战，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榆林桥之战，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紧密配合，在直罗镇一举歼灭了109师，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战，106师又折去一个团。
短短3个月，东北军就损失了3师之众，气得这位少帅捶胸顿足。
更使他伤心和不满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剿共”行为不但不奖励，反大骂他损兵折将，剿共无能，不但不给他补充武器弹药，反而取消了他两个师的编制。
张学良的“剿共”失利，引起他的部将，尤其是那些少壮派如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红军是主张抗日的，与红军作战，不但消灭不了红军，达不到抗日的目的，反而会葬送了东北军。
他们还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这个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去“剿共”，其目的一是消灭红军，二是红军消灭不了，也会削弱东北军，有利于他的统治。
所以决心向张学良陈述“联共抗日”问题。
这些少壮派中，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后留学美国，任总部秘书。
苗剑秋为留日学生，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他们经常出入少帅府，与张学良做深入的思想交谈。
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这些少壮派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十分矛盾，心情也很苦闷。
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一方面又忠蒋反共，所以左右为难，找不到出路。
正在这时，红军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20名红军将领署名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发出，使张学良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受到很大震动，产生了用和平方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的想法。
也正在这时，张学良突然收到王以哲军长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内称：“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抵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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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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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红军不但未虐待、枪毙他，还给他医伤，发给他一套新棉衣，吃的饭也比红军战士的好，后来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也听到许多红军在长征中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跟他谈心，向他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他提出要见红军负责同志。
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了他。
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担心他回去后有危险。
高福源态度非常坚决，并说他是有把握的。
于是党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农亲自送他，并嘱咐他，回去后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飞到洛川后，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看看他的胆识，与王以哲军长商量后，决定先给高一个下马威，所以接见时态度十分严肃。
当高福源向他行军礼报告后，他拍桌大骂：“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
说着就把手枪拔出来。
王以哲赶快上去拦住说：“副总司令，你让他把话说完再枪毙也不迟。”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样待他，索性把心一横，将要说的话和盘托出。
他的话有情有理，尤其讲到抗日问题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本来就是做戏，听完高福源的话，也不由掉下了眼泪，赶快拉着高福源坐下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也很对。
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真情和胆量。
现在我们坐下慢慢谈。”
这一天，他们三人整整谈了一夜。
张学良非常高兴，让高福源休息一两天立即回去，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了经过。
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军长立即用密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说他因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遂先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局部合作问题，并达成四条口头协定：第一，为巩固东北军与西北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第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第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第四，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初谈达成的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飞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军长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并风趣地对王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说：“我是整销，可不是零售啊。”
张学良在李克农住的小屋里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谈。
会谈间，宾主都很随便。
张学良十分坦率，谈笑风生。
李克农机智幽默，辞意恳切。
会谈主要讨论抗日问题。
张学良提出：“蒋介石力量最强，为什么共产党不联蒋抗日而主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日强我弱，抗日应该怎么个抗法？”等等。
李克农向张学良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服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进行一次会谈，地点在延安城，时间由中共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掩护。
张学良为了更直接、更好地与中共接触，以推进“剿共”名义，报请蒋介石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并说他要到前方亲自督战，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4月8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延安。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即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便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向周恩来请教。
他说：“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
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
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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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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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
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
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周恩来先生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
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
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周恩来还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热烈赞成。
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
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问题我与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请周先生亲自来谈谈。”
周恩来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请你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
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这样明确的表示，非常高兴，几个月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他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
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
张学良对周恩来谈的许多问题都很折服。
会谈中，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他私人先拿出两万银元，支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