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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姚明。”我说的是，“我还没看过那个孩子打球。”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于是，他们就飞快地放录像带给我看，让我看了一盘集锦。但是任何人在集锦中都会显得很好。我可以给任何人做一盘带子，让他看上去像是可以得到状元秀的样子。快船的昆廷里查逊去芝加哥的测试，说他们整天都在灌姚明的篮，我觉得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老实说，是我不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肖恩布拉德里水准的录像带？或是一个站在那里不动的乔治穆雷山式的球手？还是一个虽然不是奥尼尔，但至少能够移动的球员？在我看到录像带之前，已经听说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不肯定。显然鲁迪和CD从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我建议我们用优选权交换一个其他的球员。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时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球员。
在权衡利弊并考虑了参加选拔的所有球员之后，我赞成选姚明。马里兰的克里斯韦尔考克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到休斯顿测试。我看了一些来测试的家伙，对自己说：“他们都不成。”我知道韦尔考克斯不会是状元秀，尽管他是我的哥们儿。我无法告诉你从哪一天开始我开始赞成选姚明的，那是在选秀之前。
因为我有获得年度新人奖的机会，NBA不希望我马上回中国去。一开始我想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叶莉应该在五月的第一周随中国国家女篮来美国，跟休斯顿的WNBA彗星队打比赛。可是由于SARS旅行被取消了，我就想马上回家。
因为SARS的缘故，姚之队也不想让我马上走，可那正是我想回去的原因之一，告诉人们不应该害怕。
我不知道是否NBA照顾了我一次，但年度新人是第一个公布的奖项，就在常规赛结束后的一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回国之前我并不担心会得SARS，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回家，也许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我回到上海后，事情才变得更真实些。我可以告诉你，尽管大家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处于危险中，但是生活继续着。也许他们在家里呆得多了，每30分钟洗一次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你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就是了。如果你还是得了，你就是不走运。喂，中国有多少人得了SARS？三千？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那是多少比例啊？零点零零零。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
有时我们需要可怕的大事件来让我们记住重要的信念：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助关爱社会。如果你关爱社会，我相信，会有一天社会也会照顾你的。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频道总监，白李请我主持一个关于SARS的电视真播募捐节目，我很乐意帮忙。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搞类似的电视节目。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需要电视募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为政府会负责一切的。我是主持人，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NBA的许多人帮了忙。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老板雷斯亚历山大、大鲨鱼奥尼尔，魔术师约翰逊及斯蒂夫纳什的录像内容，都出现在三小时的电视马拉松中。魔术师乔丹和老虎伍兹捐了签名物品，供拍卖来筹集资金。斯蒂夫弗朗西斯捐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显示出他有一颗多么伟大的心，我和他一起打球时就已经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NBA赚了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像SARS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才行动。甚至连帮助修建一所医院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捐钱搞研究、支持教育或者建学校才是有预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的头脑是你能帮助的第一站。我在为这些项目捐钱之前，会看一下计划和时间表。我要知道我是在帮忙而不只是花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内同胞做这些事情。我想看到，我在NBA为自己和联盟赚的钱，都能回到家乡。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想它比美国更需要我的关爱。
你们知道我没有得到NBA年度新人奖。太阳队的阿马尔斯多达摩胜出。我是想赢的，以证明火箭队选我做状元秀是正确的，但我想不用得这个奖我也已经做到了。NBA年度新人奖是媒体评出的，也许我没有得到它的原因是我说了太多坏话，或者开了记者太多的玩笑。联赛教练的全新人球队投票中，我跟阿马尔得票一样多。而联赛球队经理为体育新闻的投票中，我还比阿马尔多得一票。我给联赛经理和教练留下了好印象，那才是最有意义的。另外，我也没有获得CBA的年度新人奖，而我最终获得了锦标。如果我可以用新人奖换取NBA总冠军，我很高兴作这个交换。
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姚之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钓鱼。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住在比尔达菲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附近，他们预约了深海钓鱼。结果没去成，因为下雨，风也太大。我改去了游戏机房，姚之队作了安排，我可以在他们开门前几个小时去。
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第二天去钓鱼了。
“我们乘的船看上去像《完美的风暴》中的那条，”章明基笑着说。
“别那么说！”我对他说。在经历了所有在NBA第一年发生的这一切后，如果我们在风雨中出行，一场完美的风暴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终结。
正文 第九章
第九章文化冲突（1）
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
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真的是一场骚乱。
2。行李丢失，队服遭窃第一件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随中国国家队来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时。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想拍我穿火箭队服的照片，在NBA赛季开始之前，用在杂志的封面上。火箭送来了我的球衣，我们在丹佛训练时拍了照片。我得在那儿拍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美国，甚至是否能在赛季开始前回来。那时就开始出事了。首先，我的行李在从丹佛到印地安那波里斯的路途中丢失了。拿回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火箭的球衣在里面。但是锦标赛的第二天早上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而我的球衣失踪了。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房间桌上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打个电话，球衣供应商就会再给你一件。许多公司都在中国生产鞋子和衣服，以及其它东西，你需要更换什么东西时，不必担心。我现在知道在美国不是那样的。火箭让我付钱，而且非常贵。
这么说吧，不管谁拿了那件球衣，都是一件收藏品，因为只有两件球衣，我的姓和名都在上面，那就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的第一场季前赛上，我穿了一件，然后NBA让我们换掉。
NBA不允许姓和名都在球衣上，所以我得换只有姚字的球衣。
体育画报还是把我放在了封面。我溜出房间，穿了中国队的队服拍了照片。体育画报随后用他们的电脑把它变成休斯顿火箭队的队服。科技真是伟大！3。没有信用，不能购物我回中国参加亚运会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妈先来了休斯顿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卖房子的人并不真的拥有产权。由于我是在十月份来美国之后和火箭队签约的，手头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因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财务记录，美国银行一点钱都不想借给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结果在开始试图得到一笔贷款前，我们发现姚明妈妈喜欢的那第一套房子是被银行没收后拍卖的。他妈妈找到了另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得找另一个办法来买下它，因为姚明没有基本的个人金融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他没有银行帐号、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就连他的移民身份都没有最后确认。他唯一能证明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而那是不足以在休斯顿买房的。那时候，姚明仅有的钱来自我们做的一笔纸牌卡合约，那时姚明还没有来美国。我们跟纸牌卡公司说，他有可能会来美国。最后我帮他买下了房子，现在我们已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但是在整个第一赛季，姚明的房子都在我的名下。尽管我清楚，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会在申请贷款方面遇到麻烦。
4。工作时喝酒我知道在元旦前夜美国人会通常因为狂饮而惹出麻烦，但我碰到的事情不同。也许并不是那么反常。新年前夜，我们在休斯顿打败了雄鹿队，我径直去机场，飞去洛杉矶拍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我不会在球场之外弄得太累，就是只有当我连续有两天休息时，才让我接拍广告。要拍广告的话，我还是得坐飞机旅行，还是会让我很累，但是这个规则很有帮助。我们凌晨2点到了洛杉矶，也许更晚一些。飞机上没有食物，只有软饮料。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时姚之队的某人叫我起来吃早餐。
一辆豪华房车送我们到摄影棚。姚之队让我吃很多维他命，以保持我的体力，但是我有时会忘记。比尔桑德斯问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说没有。房车中有一个玻璃容器，看上去里面是水。于是我就拿出我的维他命，让科林递给我一个杯子。“好的，”他说，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很累，因此就一口全喝下去了，直接下肚，连口气都没喘。我愣一下，“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水不一样吗？”然后我的脸发热，我咳嗽起来。“科林，”我咳嗽着说：“那不是水！”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他喝的是纯的杜松子酒，全吞下去了。然后他脸变红，呼吸不畅。我想，这个家伙，马上要去拍一个大广告，而他刚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杯杜松子酒！那是早上6点过一点，＇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们离摄影棚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化妆，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估计有一个小时让他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如果他整天都红着脸，我们就死定了。”
我记得每次我喝多了的时候，也许有5次或6次吧。这之前的上一次喝醉，是我们赢了CBA冠军之后。那以前的一次是1998年，那时大鲨鱼队中有一个俄罗斯球员，他喜欢喝伏尔加。
有一天他过生日，整个球队都跟他一起喝伏尔加，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伏尔加。现在，感谢好莱坞和科林，我可以把杜松子酒加到我的清单上了。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5分钟后我的脸变红了，然后我们就到了摄影棚。“你想睡觉吗？”
有人问我。“我想是的，”我说。“科林可以代替我拍广告，因为都是他的错。”
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开拍。这是为苹果电脑拍的广告，有我和迷你我，很多人看到我，但没有人问我是否醉了。也许那证明我比自己想像中演得更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们已经拒绝了许多以他的高度为题材的广告。我们想表现出姚明的一些吸引人的品质。因此，当比尔桑德斯告诉我苹果有些想法时，我说，“好的，只要他们不让姚明和一个小矮人配对就行。”桑德斯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其实。。。”当我们看了剧本后，我们弄明白了创意的理由。广告是为了他们最大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