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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正文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我看中国篮球（1）
从我1994年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到现在，中国的职业篮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和刘炜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你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好的篮球鞋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穿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质量与耐克、锐步生产的球鞋相比差得多。这些鞋的底非常薄，穿起来很不舒适。看起来就像那种又旧又白的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帆布鞋那么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现在他们除了有球圈、好篮球、耐克鞋，所有的青年队球员还配有护肘、护膝和护腕。过去的日子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当时我觉得有机会为东方青年队打球很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能去中国青年队打球，我有朝一日还会有机会进国家队。经历困难时期会对你有帮助。那段时间我梦想着加入大鲨鱼队一队就为了能有双好鞋。不光是我，王治郅、刘炜和其他在青年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今天的球员因为日子好过多了，却比我们缺乏上进心。如果我那时拥有现在的球员所拥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可能我会马上想去NBA，而不是在第一次去了美国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管怎样，在进入大鲨鱼一队我得到了一双很好的鞋。我妈妈为我拿到的，她打了电话给当时国家队的副教练陈德春。我加入大鲨鱼青年队时他是主教练，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有两双尺寸为18的阿迪达斯球鞋，是专门给中国女篮中锋郑海霞的。郑海霞有6英尺8寸高，曾在WNBA为洛杉矶火花队效力过两年。
现在困难的是为火箭队打球后，再回到中国为国家队打球，然后再回到火箭队。两个地方条件太不一样了。为火箭队准备比赛就涉及到很多人：教练、训练员、助理教练、肌力和体能教练、设备主管、设备副主管、传媒关系主管、队医、保安主管。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一向如此。他们会说，在朝鲜战争时每一个在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后面，都有两到三个人提供服务。因此10000名士兵，就有30000人提供医药、食物、原料和弹药服务。而中国如果有10000名士兵，那么可能只有5000人在提供支援。
篮球界的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自己洗自己的队服，自己带着自己的鞋并且自己绑脚踝。我们有12名队员、一个主教练、一个副教练、一个队医和一个球队经理。总共就这四个人。他们管了所有的事情：比赛、酒店、旅行、安全和传媒。
我们乘坐普通飞机，自己排队拿登机牌，再将行李放到X光机上，通过金属探测器，坐的也是经济舱座位。你知道在一些飞机上的中间位置有连在一起的六个座位吗？国家队2001年去达拉斯训练的时候，我、巴特尔和王治郅，三个身高等于或高于6英尺7的大个儿，就一起挤在飞机上这样的一排6个位子上，从北京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到达拉斯。我们就像那样坐了16个小时！现在他们允许我和巴特尔跟教练一起坐在头等舱里，这样就有地方放我们的长腿了。也许他们应该告诉王治郅这一点，说不定他就会回国家队了。
在火箭队，我们有自己的飞机，我们不用通过安全关卡或者自己买机票，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有很多的食物供你享用，你不需要系安全带，还可以一直使用自己的电脑。唯一困难的是区分哪个位置，是哪个球员喜欢坐的地方。每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位置，你不要坐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旅行也可以这么的舒适。在NBA第一年结束后回到中国跟国家队旅行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火箭队的飞机。
NBA球员就不需要考虑这些，甚至连美国国家队的球员也是住豪华酒店，坐包机旅行。我必须相信，一个能为美国国家队效力的好球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照顾。如果你从小生长在一个很糟糕的街区，没有钱，在你进入了一个好的环境并且有了一份高薪工作后，你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但是当你习惯了所有的变化之后，就很容易了。想想做了富人，并且一段时间居住在良好的环境，再去过贫穷的日子，再恢复富有，这样一来一回，每年如此。
我知道我现在听上去像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者了。
美国的设施确实比中国要好得多。但是中国缺少什么我不想抱怨太多。在国家队打球一直并且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荣誉。在我NBA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国家队在全国打了9场表演赛，那些比赛对我们毫无帮助，只是为了挣钱。
王非（国家男篮前主教练）：姚明在第一年所经历的那些困难是完全正常的。我相信姚明在将来的路上还会碰到很多困难：NBA的粗野打法、攻击性、如何融入队伍、怎样成为领导者等。我无法指出哪个是最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挡不住他。他会继续进步并且最终克服所有的障碍。
同时我相信平衡好在火箭队和国家队的时间对姚明也很重要。国家队只需要姚明一个月的训练时间。CBA需要从过去王治郅和姚明的事情上学点教训，然后做好安排，这样姚明就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技能。假如让我决定，如果夏天姚明在美国多待一些时间对他最有利，那么他就应该这么做。
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从未想像到从中国的篮球体系中会出现像他这样的人才。尽管我很早就见过他，也无法预料他会成为今天的样子。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篮球比赛中一直处于体力上的弱势。我们的实力在后卫。现在情况扭转了。姚明是主要原因。他属于那种能保持快速进步的运动员。在2000年奥运会之前，巴特尔和王治郅两个都可以把姚明一口一口地吃掉。但当我们到达悉尼时，他俩对付起他来都觉得很吃力。我们不能因为培养出了姚明而满足，或者因为他是出自我们的制度，而觉得我们的制度非常好了。
姚明成功的一大原因是他的个人因素。假如我们想培养出更多具备他那样才能的选手，我们必须继续改进和发展整个中国的篮球水平。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我只想强调一点，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中。在美国，个人导致变化。在中国，国家导致变化，个人服从。所以，我可以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或是非曲直有自己的主意，但我无法自己去落实。我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国家的大环境。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思考问题，但我也必须代表CBA和中国国家体委。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市场化，透明度也越来越高。这是我看到的趋势，你可以通过推断来预料我们会如何处理下一个从中国去NBA的球员。我们将不会沿用过去的看法，认为国家最重要，或者CBA最重要，或者其它的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它将会是一个平衡的看法，会考虑到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CBA的利益。我刚刚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大鲨鱼队给我5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资，每赢一次比赛得5000元奖金。换算成美元，就是每个月70美金，赢一场得700美金。第二年，他们给我2，500元人民币一个月，5，000元赢一场的奖金。在最后一年，他们付给我每月5，500元人民币，赢一场6，000元的奖金。随后我们赢得了总冠军，他们另外给了我40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这大概有15，000美金。
你可以看到，赢比赛的压力很大。如果不赢得比赛的话，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我在上海鲨鱼队的第一年，我们只赢了13场比赛。实际情况比听起来要好，因为CBA常规赛季总共只有24场比赛。因此我们比实际的状况要好。那13场胜利给我带来了65，000元。我们只打了一场季后赛，而且输掉了，但是他们另外给了我70，000元，因为总的来说我们那个赛季打得比任何人预料的要好。球队刚从乙级队升级，战胜CBA中最好的队伍是一种新的挑战。
接下来的那一年我只打了12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是进入了CBA总决赛。在赛季开始前我在一次练习赛中又一次伤了脚。这是我在赛季开始前的练习赛中受的第二次伤。我只参加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