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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很不赞同：“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轻时在圣学上不用功，转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觉悟不对。后来在龙场终于发现圣学，懊悔错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学和圣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所以不容易辨别，只需要立志于圣学，将来必能看透。”
那么，一张纸的厚度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极力指责佛教：“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对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这张纸的厚度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没有。简洁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去外面建功立业的学说，而佛道是龟缩避世的学说。
但是，他虽然对佛道二教如此恩断义绝，可他思想的灵魂书《传习录》中到处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觉”“无善无恶”，道家的“圣胎”，特别是下面这句话：“良知就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谓典要。”这简直就是把道家的语境生吞活剥过来的。
问题是，从一头老虎的胃里发现了几块狗肉，你能说老虎是狗吗？
1515年农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来潮，准备举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阳明就写了一道奏疏《谏迎佛疏》。他说，佛是夷狄的圣人，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万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国教化万民一样。但陆地行走要用车，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陆地上，寸步难行，把车推进水中，必然下沉。我担心佛来到中国会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远？他又说，佛固然有不惜身体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们儒家的圣人，诸如尧舜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里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弃完美的先贤，去追求夷狄的圣人呢？
这封奏疏并未呈递朱厚照，王阳明写完后就把它收了起来。与其把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议书，倒不如看作是他对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适合中国，也就不可能是圣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阳明在北京、浙江余姚和南京之间来回游走，他虽然有官职在身，但始终把讲学当成第一要务。而且专挑山水秀丽之地，和弟子们一面游览山水一面讲学。这种在山水之间讲学的方式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一大特色。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里的高官显贵也越来越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方献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当初经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灭了。因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成为圣贤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阳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谓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东西越是不来，当你不想它时，它却扑面而来。1516年农历九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他已四十五岁，如果从他有“经略四方之志”的十五岁算起，这个理想的实现足足晚了三十年。
贵人王琼
1516年农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礼仪部候补大臣（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为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这并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抚南赣。有一点需要注意，“巡抚”并非是实官，而只是一个差使。
“巡抚”在明帝国出现并非偶然。朱元璋在1380年废除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同时，还废除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把大都督府分为五个都督府）和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他把行政、军事和监督权全部抓到手里，在中央他可以做到，可在地方，他就心力不足。如果他非要办到，必须要地方的行政、军事、监察长官来京城向他报告。这只能把皇帝累吐血。所以为了协调地方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他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巡抚”。明帝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当此任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曾奉命到帝国西北（陕西、甘肃）去“巡抚”。1421年，明帝国第三任皇帝朱棣发现他老子有此先例，于是派出多人到各地“巡抚”，这些人都是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即使不是高官，也会临时挂职。由此，“巡抚”成为留驻在各地的协调人，由于“巡抚”其所巡视的辖区并不总与省的边界一致，所以他们是“巡抚”而不是“省抚”，“巡抚”完毕则回京交差。
官方给王阳明“南赣巡抚”的文件是这样的：巡抚南（江西南安）、赣（江西赣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军务。可见，“巡抚”是动词不是名词。如果巡抚之处的军事问题是主要问题，那“巡抚”后面再加上个“提督军务”，也就是说，此人既有行政权也有军事权。
南赣巡抚设立于1497年，就是王阳明第二次探索朱熹理学的前一年。治所在江西赣州，管辖的区域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广（湖南与湖北）、广东的部分交界地区。由于“巡抚”的军事性质，所以这个信息就透露出，早在1497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这些地区就已有了猖獗的土匪，当地政府苦不堪言。历任南赣巡抚深有体会，1516年巡抚南赣的都察院副院长（左佥都御史）文森给中央政府的辞职信中说，土匪们仗势险峻茂密的深山老林和政府军打游击，他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想以死谢罪的心都有了。文森还说，他每天都焚香祷告，希望上天降下神人把这群土匪一网打尽。他叹息道，这样的神人何时来啊！
才上任一年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王琼也在考虑这问题，而且想法已经成熟。王琼是山西太原人，多年以前有个做部长的父亲。王阳明在浙江金山寺赋诗的1484年，他中进士入仕途，在工部、刑部、吏部、户部都担任过要职。据说王琼异常精明，担任户部部长时，有个边防总兵官试图向户部冒领粮草供给。王琼就把他请来，只用手指头便计算出了他的士兵编制人数，领的粮草数量，现在还应该有多少余粮，地方诸郡每年给他的粮草数量，以及国家发放的补贴的奖金、购买的粮草应该是多少，一笔一笔算来丝毫不差，把那个总兵官算得目瞪口呆、汗流浃背。
那些精明的人往往都是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就会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秘密。比如他只去过一次边疆，就对边防军的腐败心知肚明；他只经历过一次战阵，就发现了帝国边防军在互相支援上的致命缺陷。有段时间，他曾到地方上治理漕河，当他拿出治理方案时，连那些干了一辈子的漕运专家都大为叹服，评价说这种方案恐怕只有王大人能做得出。在很多人眼中，王琼似乎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就能预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当然，他还有一种不太被人注意的能力，那就是识人。
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就是“识”了王阳明。1516年农历八月，他向皇帝朱厚照建议要王阳明巡抚南赣，顿时，官员大哗。有官员说，王阳明只能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写几句诗歌，或者是像木头一样坐枯禅，要他到遍地悍匪的江西，不是让他送死吗？也有官员说，要他讲讲课可以，可让他带兵打仗，那是赶鸭子上架。更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做事的激情，自他从龙场的大森林里钻出来后，给了他那么多官职，他只是讲他那狗屁不通的心学，有谁看见他处理过政事？
王琼反驳说，王阳明并非只会空谈，我曾领教过他的心学。他要人在心上用功存天理去人欲，锻造强大的内心。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肯定是做事的人。他的确没有带兵经验，但巡抚南赣的人有几个带过兵打过仗？他之所以没有做事的激情，是因为他自龙场回归以来，他所担任的职务都是候补（南京官员），没有平台，何来激情？
朱厚照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王琼异常激动，胡子直抖。他想了想，问王琼：“你确定这人可以？”王琼坚定地点头。朱厚照在龙椅上伸了个懒腰，说：“好吧，就让他以都察院副院长的职务巡抚南赣。”
如果世界上真有“贵人”这回事的话，那王阳明一生中有两个贵人：一个是南昌城铁柱宫那个无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阳明入世的灵魂；另一个就是王琼，他给了王阳明一个绝好的机会，释放了他的能量。
王琼和王阳明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明朗。王阳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时，王琼因得罪刘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琼才被调回京城到户部任副部长。而这时，王阳明已回老家浙江余姚了。两人正式见面坐而论道可能在1515年，王阳明以礼仪部候补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职。王阳明给王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阳明的老成持重、自制、气定神闲和言谈举止中不易察觉的威严让王琼断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材。他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趣并不大，只是对王阳明在心学熏染下练就的“不动心”状态大为惊叹。他对王阳明说，将来我在朝中有话语权时，必会给你个创造奇迹的平台。
王阳明只是笑笑，脸色平静。在此之前，他刚在南京讲“存天理去人欲”，这是理学家和心学家共同的使命。有人问他，既然你说天理都在心中，又何必用存？他回答：“天理是在我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你的心，可却被蒙蔽了。我说，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你们把沾染到天理上的尘埃擦掉，让它回复本来面目。而我说去人欲，其实就是存天理，存了天理，人欲就没有了。一个人只要能恢复他内心的天理，那内心就必能强大。”谁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人欲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可是，功名利禄的心是否是人欲，王阳明给出的答案很有机锋：那要看它是被你请来的，还是它主动来找你的。内心强大的人心如明镜，来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
在南昌城，有位王爷，正带着高贵的微笑审阅着他的卫队。这位王爷就是宁王朱宸濠。按王琼的洞察力，他迟早有一天会谋反。他的计策是，要王阳明到江西去注意这位王爷。不过，朱宸濠毕竟是位王爷，在没有正式起事前，谁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琼对朱厚照说，朱宸濠可能要造反，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琼没那么笨，他一年来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王阳明这道防火墙插进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赣匪患这个机会。
王阳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抚南赣圣旨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琼的私信。王琼在信中先是对王阳明夸赞一番，然后对朱厚照的浩荡皇恩表示高兴。接着他说，作为国防部长，他对南赣匪患深感忧虑。他希望王阳明能抓住个机会，创建不世之功。最后他说，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赣这个非常之事必须要你这个非常之人来解决了。
王阳明接到圣旨和王琼的私信后，心动了。他毕竟还是个凡人，他把建功立业的理想埋在心里几十年，从未生根发芽，甚至都快要腐烂。他后来虽然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随心所欲地去传播心学，然而正如他所说，事情没有来时，人人都能稳坐钓鱼台。一个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面对事情时的态度。这个平台，他等了几十年，终于来时，他不可能不激动。他贪婪而不急躁地看着圣旨，最后手指不易察觉地颤抖着放下。慢慢地，他冷静了下来。
一旦冷静下来，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