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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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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宋庆龄怎么会去美国并且进了威斯里安学院？她怎么会带信给孙中山——她未来的丈夫？形成她早期思想的根源——在家庭和其他影响中以及在她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回应中——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既有神话、也有事实。幸运的是，现在已能得到更多的事实。追溯她的家世和她的早期发展，不但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并且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古代和近代、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轨迹”，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我们可以从她的父亲宋耀如（又名嘉树）——外国人熟悉他的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说起。虽然在庆龄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富裕的城里人了，他出生的家庭却是一个贫穷劳苦的农民家庭——农村的贫穷劳苦在旧中国是到处可见的事情。后来他在年轻时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由此发迹，成了一个霍雷肖·阿尔杰①笔下那种白手起家的人，这在中国是新鲜事。
①巴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写了许多描述穷孩子凭着诚实、乐观、艰苦工作和运气由穷变富的故事，在一代人中极有影响。——译者
确实，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中国和美国两种潮流的独特的混合物。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却又崇拜美利坚共和国据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这两股思潮既给他注入希望，又使他为失望所打击——在两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他成了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因为反对陈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个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每个领域都赢得完全的平等——而且无疑地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子女送去美国受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受了美国的教育才得以发展），是要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他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牛路园村——一个贫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县不算是最穷的县，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历史的、从附近的清澜港用木船进行的贸易。稍晚一点，文昌又种植起胡椒、咖啡、橡胶和其他亚热带作物来。但在县里，牛路园是贫瘠的、穷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从前都作1866年，现在经过新的查证，确定为1861年。他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的事。这一点早就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着《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英文）就曾提到这一点。主人公美国传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给他在海南的父亲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时显然还不会写中文），信末的签名是Hann Cardson（韩教准）。作者还认为宋霭龄所作的关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宋霭龄说，她家本姓是宋，她父亲曾被一个姓韩的亲戚收养。作者指出，如果韩某是他的养父，自己没有子女，那末为什么家用如只给他的养父、而不给他的亲生父亲写信，又为什么他会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们”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韩氏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兴起，所以北方的汉族南迁者很多。在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如此执着，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南迁汉族的子孙仍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生活俭朴、善于开拓。这种性格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迁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较贫瘠的地区（最好的地区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还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古至今经常积极参加农民起义。
这个家族的谱系能够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纪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现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变得有钱有势，而是由于它的祖辈曾在宋末做过县官，所以载入县志（中国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录的）。到了19世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变成贫苦农民了，这从宋庆龄父亲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颓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韩鸿翼只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砂土地（本书作者最近去看了这块地，土质仍旧很差）。文昌县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话说，中国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这片地上连椰子树也不长。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为那些境况稍好的农户送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①
①这里及以后引用的关于在当地的史料来自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往探讨宋家姓氏问题的国外资料还有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一书。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