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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
她回忆说，汉奸汪精卫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忽视了依靠本国人民和资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汪“竟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和工作。’”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全部实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
1940年3月12日，汉奸汪精卫宣布日中“和平（实为中国投降）建议”；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说日本通过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它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上层要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诺言，因为他对于抗战（他的对手汪精卫已抛弃抵抗）仍然消极动摇。在下层要实现民主化，使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四）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幕的政治气候。这件事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迄今为止两者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①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55页。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济工作及整个国家统一战线工作中解冻——即使是暂时的——迹象。（主要的冰块当然并未融化，对解放区的继续封锁即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三姐妹联袂登上征途，到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作7星期的旅行。
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团聚”的背景。但当时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无奇不有，每个新闻来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传着古老的“浪子回头”的谣言——宋庆龄因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而感到“幻想破灭”，回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之中。在重庆，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在相互宽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围之中。
在几十年后，在80年代中期，在一些通俗的传记和电视片中又使“三姐妹团聚”呈现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上的分歧。
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仅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就忙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扩大势力”（即使这种“扩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领下收复失地）。它甚至于杀害根据协议派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代表。①
①如中共领导的新四军驻湖南平江联络处有6名工作人员于1939年6月12日惨遭活埋。
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叛徒汪精卫现在把孙中山说成是亲日派并无耻地选择了1940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15周年的日子，向重庆提出了奴役性的和平条件。在日本人方面，他们最近曾对这个战时首都狂轰滥炸，企图以此迫使其投降，但未得逞。西方列强现在同纳粹德国已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看来倾向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类似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不过这一次的牺牲品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中国。英国不久就将关闭滇缅公路。美国看来也不反对制造一个“远东的慕尼黑”以安抚日本，拿中国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在中国内部，仍然主张抗战的各方人士——不论是左、是右——加强团结就变得更为重要。三姐妹从3月31日开始的重庆之行就是这一协力的表现。
尽管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它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的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他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但在这次联袂旅行中，她决定担负起一项更有独立性的任务——努力加强国民党内部反对投降的趋势，呼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战和民族复兴开展组织工作。
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在这次旅行的路线和气氛中都反映出来。当时住在重庆并目睹宋庆龄许多活动的王安娜提供了一些侧面的消息：
“她作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宫廷’里。尽管宋家内部的关系表面上是相当融洽的，但孙夫人却觉得还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①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3页。
招待会很多，蒋本人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般都拨冗出席。在宋庆龄这方面，她欢迎这些活动，以显示“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她经常警惕这些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用意，即：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办法使她不再说话。所以——据王安娜报道——她很早就说过：“‘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①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3页。
重庆的左派也欢迎她，但有自己的着重点。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按统一战线协议在战时首都重庆合法出版，但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发表短评，称赞她“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短评表示相信，“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女运动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①（提到蒋夫人显然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3日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49页。
在重庆的第一星期，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视察了日机空袭后的断垣残壁、防空设施、战时孤儿院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的两个单位（一个织毯厂、一个印染厂）——“工合”从一开始就受到宋庆龄的支持。每到一处，她都认真观察、详细询问。
4月7日，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为宋庆龄、宋霭龄举行招待会。庆龄在讲话中说，她这次回来看到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受难，但也看到了许多妇女的努力工作，十分赞佩。接着她提出两点：一是她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它正被无限期推迟），妇女们要加以支持并参加选举；二是妇女地位的改善离不开宪政的实施，妇女要去努力争取而不能坐待恩赐。
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在关于这次聚会的报道中把宋庆龄的讲话完全略去，对蒋介石的出席则大事渲染，说他到场时“全体鼓掌”，又引用了蒋致词中那些好听的话——“孙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这篇电讯还说，蒋夫人“用中文及英文致词，孙夫人、孔夫人继之”，但她们说了些什么则只字不提。①
①中央通讯社重庆1940年4月7日电讯。
后来几天里，宋庆龄为《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并和姐姐、妹妹一道去重庆一家医院慰问伤兵。对一些受伤的日本俘虏，她用日语祝他们“早日回到美丽的日本岛屿上去”，显示她把日本人民和统治者是区分开的。
蒋氏夫妇为新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举行宴会，庆龄欣然应邀出席，使她有机会强调她一贯重视的中苏友谊。
4月18日，宋氏三姐妹一道发表广播演说，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国转播。庆龄的演说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日本凭借它的优势武器，夸口说三个月内征服中国这个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但我们已经战斗了三十三个月，始终保持着中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
王安娜曾出席过几次正式的招待会，她观察到庆龄和她的妹妹在那种场合的表现迥然不同：
“蒋夫人总是被恭维和崇拜自己的随从所包围……还有几名作为‘顾问’的传教士……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与这位独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简直是冒读神灵。……
“……我常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她总是讨厌人多，对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经常有一种羞怯感。特别是被迫发言时，她觉得浑身很不舒服。在一次花园酒会上，因为围到她身边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竟象一只羚羊似地一溜烟跑进屋去。”①
①同注13，第384—385页。
她还补充写道：
“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以及蒋夫人不适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词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不仅由于她在政治上是惊人的老练，而且是因为长年以来她已学会了控制自己……”①
①同注13，第385页。
王安娜注意到，在平常人中间，庆龄的形象总是很高大的：
“表面上，她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宫廷’的态度，是非常恭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顺从的。尽管如此，她从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信赖。因为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对此十分了解。人民称她为‘中国的良心’。”①
①同注13，第385—386页。
她同姐姐、妹妹又一起去访问成都。在那里，她参观了更多的“工合”单位并发表了肯定“工合”的最强有力的讲话：
“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①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26页。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在每星期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则从不遵照执行。特别是对民生主义的忽视，成了宋庆龄对国民党的主要批评目标之一。从这些情况考虑，她这里说的这段话显然不止是说给“工合”运动人员听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记者包围了她，要她谈谈在大后方两个月的印象。她告诉他们，总的说来，她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