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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记者包围了她，要她谈谈在大后方两个月的印象。她告诉他们，总的说来，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绪高昂，坚信中国能坚持抗战下去，生产也有所增长。“我们能够胜利。”但在政治上，“虽然不可否认有若干进步，……但不能适应要求”。《抗战建国纲领》尚有待贯彻，吏治中的恶习未获根除。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遵行流于空言。“改善民生，缺乏具体步骤，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她相信“汪精卫集团关于国共分裂的宣传，纯属彼等之梦想”。在某些地方，确曾发生过妨碍抗战、亲痛仇快的磨擦，但“予信两党领袖际此国步艰难之时不会使两党互斗。吾人必须防止分裂，因日汪所求者正在此”。①
①香港《大公报》，1939年5月25日。
汪精卫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时，没有更多的国民党显要人物叛变过去充当“部长”。但在重庆，投降主义及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仍在继续。一群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①，其中有些是上面默许的。他们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是国民党和日本都要做的事，虽然每一方都想自己得到最后的好处。
①在整个抗战期间共有57名国民党将领投敌或“暂借”给日本人。
（五）预兆不祥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一次真正重大的挑衅行动——国民党袭击中共领导的新四军。①它把中国推到一次新内战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定和克制才得以避免这场内战的爆发。
①新四军的核心是没有参加长征而留在南方继续从事游击战的红军部队。1937年底，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成立军部，但国民党政府多方限制其作战行动并扣发军需。
从1940年秋以来，蒋政府就一直在迫使中共领导的部队只可在黄河以北对日作战。如果这样做，那末在黄河以南，日本的占领区就会安然无事，这当然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则可不受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思想的“传染”，这是国民党所需要的。中共以团结为重，最后同意把新四军撤到长江（而不是黄河）以北。在部队转移过程中，国民党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对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1万人进行突然袭击。新四军人员中有许多非武装的文职人员和医护人员，部队也仅有轻武器，因此几乎全部被消灭。副军长项英遇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铁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相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必须毫不怀疑和毫不迟疑地服从蒋的命令，以这样的诚意来换取蒋对团结的同样尊重，但结果却是如此。
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后被囚禁了4年，备受折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释。叶挺是一位有才能的、久经战斗考验的军人，他在许多历史重要关头的表现都为宋庆龄所深深怀念。1922年，他任广州总统府卫队军官，在军阀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在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他是常胜的“铁军”的著名指挥官，为宋庆龄所熟知。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他在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起义中都担负过领导职务，宋庆龄和叶挺都是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1928—1929年在柏林时叶是庆龄在流亡中的同志之一。在1939年冬，叶挺曾秘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商谈“保盟”向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1938年新四军建立时推荐叶挺任军长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自己，因为叶挺很久已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所以蒋宁肯要他而不愿意让一个有党籍的共产党人去当军长。但对蒋警惕性更高的却是叶挺、而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副军长项英。
国民党政府在消灭了新四军之后反诬该军“叛变”，下令予以解散、撤销番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宣布这一撤销番号的命令是非法的、保存新四军并置于重新设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之下。它谴责国民党的行动是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及延安的前奏，然后它就会向日本投降，由日本占领北方、国民党统治南方。但中共中央没有因被激怒而对蒋在军事上进行回击，从而使内战再起，因为这样的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相反地，它加紧了对日作战并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
中共这一态度为它赢得了广泛的政治胜利。爱国的中间分子趋向于同共产党人的联合，这一趋势的标志就是反对内战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这时也警告国民党不要扩大内争，担心中国一旦分裂，将使日本能够腾出手来打击它们。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寇尔爵士不久前还对宋庆龄施加压力，不让她在香港发表批评重庆政府破坏团结趋向的言论，现在却在蒋的首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故意邀请周恩来的女新闻秘书龚澎——许多外国人认识她——坐在自己旁边。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不合时宜的内战。
宋庆龄在香港为反对分裂、恢复和加强团结而奋斗不懈。1月4日，她和国民党老资格的中执委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致函蒋介石，严厉谴责对新四军的袭击，称之为对民族战争和孙中山遗教的背信弃义行为。函件中说，“最近讨共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阅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以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现在“全国抗战进入第五年度，今年实为最艰辛最重要之一年”，要求政府当局制止发生内战之可能，恢复两党合作并保证民主团体之安全运作。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128页。
几天后，宋庆龄又和何香凝、陈友仁（武汉时期的外交部长）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停止反共。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146页。
通过《保盟通讯》，她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一危机及其根源。正在华盛顿公干的她的弟弟宋子文为此大为恼火，打电报到香港，宣布辞去保盟会长的职务。他指责保盟已从一个救济团体“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
《保盟通讯》发表了宋子文的来电及宋庆龄的机敏利落的回答：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
“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来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
“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①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62—363页。宋子文的电报日期是5月30日，孙夫人发表声明是在6月1日，都刊登在《保盟通讯》第33期上，1941年6月15日出版。
宋庆龄再一次不让私人和家庭关系影响或模糊了她自己的立场。
这时，在新的国际和国内气候下，立即发生分裂和内战的危险有所减弱。虽然国民党当局减少玩弄对日投降的把戏，但并不意味着它现在愿意更积极地对日作战。随着英、美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增大，他们想让盟国去打败日本，而自己则乘机积聚武器和资金，以便将来摧毁国内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独享胜利的果实。
（六）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努力
宋庆龄在香港期间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她初到香港时，在1938年3月2日《告英国民众书》中，她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其他国家帮助中国就是帮助它们自己——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壁垒就是巩固世界和平。
3月7日，在一篇国际妇女节的文告①中，她重申了自20年代以来的一贯观点，即：“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并且两者都同当前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法西斯已进攻西班牙和中国，如果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援助以进行抵抗和取得胜利，那么谁能担保更大范围的战争不会降临到别人头上！
①《告英国民众书》刊于1938年3月2日汉口《新华日报》，参阅《宋庆龄年谱》108页。《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载《宋庆龄选集》，第127—128页。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和西班牙的抗战在宋庆龄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的言论中往往是相提并论的。人们几乎是同时喊出“保卫大武汉”和“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在延安，红布大横幅上写着“NOPasaran！”①
①这是当时国际上保卫马德里运动中通行的口号，西班牙文词义为“不许通过”，即不让法西斯军队进入马德里之意。——译者
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她不认为中国只起附属的作用。在她看来，援助是相互的。6月6日，她在《苏联的和平政策和苏联的对华援助》①一文中说：
①载当天的汉口《新华日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10—111页。
“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苏联以策安全的自卫武力，是中国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因素一样。……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能否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争取苏联以及一切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
在上一年，为纪念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20周年，她在1937年11月6日发表的《两个“十月”》一文①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密切关系。她说，第一个“十月”即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在那次革命中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产生一定的作用。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国的进步必须以土地改革为基础。他后来认为工人农民必须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建设新国家的基石。但是，六年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远远超过了中国的1911年10月的革命。新生的苏联战胜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多个外国列强的干涉，成了一个工农国家和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要取得同样的成就，必须“铲除一切卖国贼，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们。”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04—108页。
她高呼：“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的封建奴隶，也不再是国外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隶。……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到时候，孙中山的主义便完全实现了！”
她向任何方面谈话都是直言不讳的。1937年10月3日在上海当英国工党派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来华时，她在《致英国工党书》①中，批评了英国政府（及国际联盟）自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无所作为的态度，因为日本的侵略撕碎了国际公约而英国及其他列强都是这些公约的签字国。现在，英国的畏葸苟安正在产生苦果——它自己的利益也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的大使，险些儿送了他的命旧本军舰拦阻英国的商船，坚持有权上船检查旅客和文件；他们故意扣留并破坏在香港领海中的海关巡逻艇。”同她对英政府的绥靖政策的抨击相对照，她热烈赞扬“香港商船‘塞文莱’号的英国水手曾经罢工抗议载运货物到日本去，因为这会增加日本的侵略力量……我们是何等地感激和欢欣啊！”
①《致英国工党书》原为英文，经上海《战时联合旬刊》译为中文，发表于该刊1937年10月1日第4期上。关于英国人民在三十年代对中国的支援。可参阅阿瑟·克莱格着《援助中国》，1937—1939：《一个被遗忘的伙伴的回忆》（英文），新世界出版社，北京，1989。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她对美国人士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演说。①这篇演说谈的是中国国内的发展。她说，十年之前，“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普及全国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将全国统一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团结的民族的开端”，但在其后的十年内，“孙先生遗教与三民主义，在连年的内战中销声匿迹，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益贫困。”现在，内战终于停止了，团结抗战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过去的中国红军改名为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