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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0—124页。
她这篇签名的声明显示出她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因为几天之内她也许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们已作出了为她紧急撤退的准备，但她起初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她的同事、离开她会去做的救死扶伤的工作。最后她总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后起飞的几架民航机之一。这时香港机场上已是弹坑累累，起飞后六小时机场就被日军占领了。
据贝特兰回忆①，她在离开之前曾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场战争的阴影》（英文），第107—108页。
①刊载于1941年12月9日英文《南华早报》。转引自杰姆斯·贝特兰着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六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第十六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一）摆脱国民党官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庆的环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庆龄经过了几乎一年的准备才得以恢复她的工作。她必须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来到了这个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姐夫孔祥熙（蒋的财政部长）家里。他们和政府当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这个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因为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独立，她每天都要费很多心。一个外国人①曾在孔家见到过她，叙述了这样一幕：
①同上书，第108页。
“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的显赫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别处找到房子之后，有时也仍接受霭龄的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总是用一种静悄悄的办法同他们保持距离。
那位外国人说：
“孔氏夫妇爱打桥牌。她不上他们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单独同史迪威将军①玩‘金罗美’（一种牌戏）。史迪威当时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较一致。”
①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人1986年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她的新居（两路口新村三号）位于政府要人居住区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给她安排的。在那里，她虽仍受到监视，但总算多了一点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条件。她同姊妹们一起在官方主办的活动中露面的次数减少了。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42年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一是中美文化协会举办的游园会，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授奖。由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率领的这支航空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脱下民间的外衣，正在改编成美军第十四航空队。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1942年7月，她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①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①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1883—1946），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工作，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主张积极对日作战，对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素质甚为赞佩，后曾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遥远的古代以来，尽管妇女的传统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绝的妇女，她们的修养、见识、行政才干、甚至作战的勇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录。”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妇女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远景。许多妇女……依靠工资独立生活。”首先进入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妇女来自中上阶层，她们担任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教师：“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妇女成为革命政党中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导革命运动并担任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作为例子，她举了1907年壮烈牺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战友何香凝，“现在仍旧是我们最进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
“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5—137页。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
各地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对于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工合”，来自武汉的纺织女工教会了两万名军属、难民和农妇生产毛线。“工合”的妇女组织者们显示出她们是能干的，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英勇的。
但从全国来看，同令人振奋的1937—1938年抗战初期相比，出现了危险的阴云。
“……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这种过程再一次地证明了妇女的地位是与进步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