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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一则广播新闻说胡宗南集中7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们中间引起很大震惊。如果这条新闻不是直接来自延安，我是会一笑置之的，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发动一场内部冲突的适当时机。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赞同……尽管外国记者一再质询中央宣传部，我们还是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PH（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保盟”承担的）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604页。“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由蒋介石发起的，提倡所谓“礼义廉耻”，以抵制革命思想。
第二年在写给前线的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她写到日本人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海上交通线因美国海空军的反攻而被破坏）发起进攻，许多城市陷落，而在重庆却依然醉生梦死。她接着写道：
“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闲，因为长沙——接着是衡阳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们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这些失利本来是能够防止的……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里说的‘我们’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万元才能买一张票回来，火车挤到要从车窗里爬进去……即使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得等上好几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几个人来吃晚饭，因为是端午节，我们怀着深情为史迪威将军、也为你干杯。”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3年7月16日。
她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样，关心不断上涨的物价，痛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依然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总是在手头很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懂得生活的压力。
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1944年7月26日。
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人工降温。有一次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这样尖锐的笔触来讽刺他们的：
“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们买冰的优待证不起作用了。他们都像苦力似的把湿毛巾挂在腰带上，赴宴会时根本不穿上装、卷起衬衫袖子就去了。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爷！”①
①同注52，1943年4月17日。
（十）亲属关系
在一年前，在一封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①，宋庆龄曾用同样嘲讽的口气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对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蒋夫人访美归来的情状：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写道：
“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一双鞋。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大概等到战后吧。”
“然后，她指出一个政治问题：
“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CP（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温源宁（立法委员），要他负责这个运动。”
为了对付这样的发展趋势，她开始有了自己去美国一行的念头，但正如她告诉谢伟思的，国民党不准她去。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上说：
“我现在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去美国。听说孤立主义在美国正在抬头，所以我去也许可以有点好处……帮助提醒美国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去你那里的前线。但我不是宝莲·高黛，所以这第二个梦想也许比第一个还难实现。”①
①同注52，1943年7月16日。
这里提到的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可能是指围绕着194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气氛。罗斯福总统（民主党）谋求第四次连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E·杜威竞争很激烈。蒋介石周围的人把宝押在杜威身上，使劲支持他的右派竞选纲领——罗斯福称之为“历史上最卑劣的竞选”。宋庆龄对罗斯福很敬重，在他再度当选后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为你帮助使FDR（指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光临中国访问。”①
①同注53，1944年5月29日。宝莲高黛是美国著名影星并曾一度同卓别林结婚，这时正在前线作慰劳美军的演出。
在此之前，罗斯福下令调回了史迪威将军，宋庆龄对此是很感失望的①（详见下文）。尽管如此，她还是为罗的连任而高兴。
①同注52，1945年3月7日。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同她妹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很不好？不完全如此，因为她们不是所有观点都不一致。宋美龄不论她有多少错处，她在国民党内不是投降派或亲轴心派。她也并不同她丈夫那样对史迪威深恶痛绝——据史迪威日记中一些记载，他相信在有些事情上宋美龄是帮他忙、替他说话的。据说，她同戴笠——蒋介石的希姆莱式秘密警察头子——也有意见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宋庆龄的问题上。
据在重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①，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指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钱。而且，戴笠的密探们虽只是在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宋美龄的干预却使这个特务头子非常为难——委员长要这样、夫人不要这样，两口子吵起架来，他夹在中间两头得罪。这是宫廷侍臣常会碰到的两难境地。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
宋美龄交待侍从室给宋庆龄住所安装一部专线电话。接线员（很明显，同时也是监听员）常听到她们用上海话交谈——虽然通话不是很经常，谈的也大多是一些家常，如做菜、保健、弟兄们的行踪等等。据这位监听员说，美龄对庆龄还是有点怕，称她“阿姊”，并且除非事先打电话约好，不随便到庆龄家去。
有一次，当宋氏兄弟姊妹都在重庆时，蒋介石想请全家吃饭。美龄打电话同庆龄商量，并且保证“光是家里人，没有外人”。即使如此，庆龄还是推托身体不好不去。但当美龄说要派个医生去时，庆龄却说不用了，她已经有药了。庆龄不忌讳在孔祥熙家会见蒋氏夫妇，但要到蒋介石家里去作客——即使是一次“家宴”——她是不愿意的。
关于宋子文，庆龄同他见面的次数较多，并且有时对他的作为在政治上表示肯定。1942年快到年底时，她在一封信中说：
“我的弟弟（指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刚回国，但很快要回（华盛顿），取道堪察加半岛，这样走……比绕道非洲可节省一半时间。他希望中苏之间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在他公出期间，因为他的一些部属急于讨好反动分子，使中苏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为此，他很觉遗憾。”①
①王正元着《宋美龄的姐妹情谊》，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转引自尚明轩等着《宋庆龄传》，第470—471页。
她也像一个姐姐那样关心他的身体。在给理查德·杨少校（他认识宋子文）的信中说：
“几天前见到我弟弟，他要我向你问好。他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更健康了。”①
①同注52，1942年11月7日。
关于宋子安，他是她最小的弟弟，也是最喜欢的弟弟。理查德·杨少校在回美度假时见到过他，所以她在给杨的信中说，“你在T．A．（指子安）家过圣诞夜，我听了非常高兴。”①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十一）史迪威去职——战争结束——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
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下令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的职务，调回国内。
这是一个讯号，它显示美国同蒋介石一样已在考虑对日本的战事结束后恢复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问题，而且美国为此会被拖着支持蒋介石打一场内战——一旦蒋介石确信这一点，他就一定会打。因此，史迪威的免职将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中国的战时政治局势上，而且在以后20多年的美中关系上都是如此。
为了活跃中国的对日战线，史迪威曾经想要把中共领导的部队（中国最有效的抗日作战部队）包括在美国援助和军事合作的名单之中。由于他的坚持，美军观察组才被派驻延安。他在1944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根据这个观察组的报告，“我们总要想点办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些援助才好，他们是愿意作战的。”①
①同注53，1944年11月17日。
赫尔利采取的是一条正好同史迪威完全相反的路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奉罗斯福的派遣，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来华（后改任大使），罗斯福本来要他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而他却使这种纷争尖锐化到了濒临破裂的程度。他同蒋介石合谋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他的观点同赫尔利大体一致。他们两个虽然在个性和一些技节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都是以后被称作“冷战”的元勋。
赫尔利促请罗斯福总统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府）在达成击败日本这一眼前目标的背景下，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国内政局上（对共产党）保持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①
①迈克尔·沙勒着《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1938—1945年》（英文），第168页。史迪威将军的文献材料在他身后存放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胡佛图书馆，沙勤曾查阅了其中的史迪威日记。
魏德迈则认为，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
史迪威派遣观察组驻延安是为了对日共同作战、获得敌战区情报（中共领导的部队有这方面的情报并愿意提供给美军）并准备最后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计划在华北登陆打击日军。
与此相对照，在赫尔利一魏德迈班子的心目中，这个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就完全不同了——它应该收集共产党的情报，用以反共。即使在稍早的时候，在观察组里已经安插了至少一个人，他把情报提供给一个美国海军单位，再转给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侦察，一是中共，二是美军观察组中赞成在战争中同中共合作的那些成员，三是观察组同美国军政上级的往来通讯。
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将军决不是因为他对蒋介石有任何偏爱。蒋的讹诈伎俩他已经领教得够了（例如蒋曾吓唬说，如果美国不答应他的要求——10亿美元贷款加上每月经由危险的“驼峰”航线运入至少2万吨军用品——中国就要“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