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总”在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压力下确实拨出了一些款项补助另行安置的居民，还有一些物资供解放区修复大堤之用。但由于交付时间上的延误及通货膨胀，使这些救济失去效用。
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具体地描述了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们（指国民党）在谈判后同意支付150亿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后称其发行的通货为法币，即合法纸币之意）。现在他们最后决定付50亿现钞（比当初已贬值四分之三），其余为实物。
“‘行总’派出20辆卡车……满载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官方兑换率现为12，000无法币换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报要卖1，000元法币）。为了领取这20辆卡车的战区通行证要好多个星期，我敢打赌……到时候政府就会宣布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将统统收回，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了。”①
①司徒雷登1947年1月23日给国务卿的电报，载《被遗忘了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一1949年》（英文），第61页。
（五）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友好
关于宋庆龄一贯谴责美国政府在中国重起内战中的作用，上面已经有不少叙述。她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民和具体的美国人则态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给保盟老同事刘陈伊华信中提到，她收到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她也很想去，但国内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见本章第二节）。不久，她在给亚历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这件事。前面已提到过，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认识的少年朋友，两人一直断断续续地通讯（信的内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两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说：
“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但我想你知道这牵涉到很多事情……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着饥荒的威胁，传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国内是必要的，即使只是为了提醒人们，瘟疫和传染病是隔离不开的。当然，我也知道，我对美国的访问同样是会有成果的……除救济工作外，还可以激励美国人为中国谋福利……”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书，1947年6月30日。
这一年，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执行秘书莫德·拉塞尔对她发出正式邀请。（这个组织反对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中国进行干涉。）宋庆龄在复电中说，“由于重要原因”她不能应邀前往。①这里所说的原因不只是技术性的，在重庆时国民党不发护照给她，现在看来也不会给。很显然，在当前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她觉得她不能离开中国或离开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约在同一时候，梅尔文·卡斯伯格医生也请她到美国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医生战时在美国陆军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来后曾向她谈过他对延安医疗情况及需要物资的看法。在给卡斯伯格的复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后还记得的。她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②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据马尔科姆·罗舒尔特编《旧藏中国来信（1913—1976）》。
②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
在同一时期，美国一家讲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为她安排一次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并答应给以适当的报酬。她的答复很简单：“抱歉，不能应约。——孙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还认为访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准备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弃了这个念头。这可以从西尔维亚·坎贝尔的一封家信中看出来：
“孙夫人刚送了一些西式服装来，是她打算出国的时候做的——给我和玛丽分。衣料都很好。”①
①卡斯伯格医生从美国加州索尔凡致本书作者。
邀她访美的请求以后还是不断。在更晚一些时候，哈佛大学著名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请她以主宾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学会议”（1949年3月25—27日在纽约最豪华的旅馆“华道尔夫饭店”举行）。她再一次婉谢了。这时北平（北京）已经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势十分紧张，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个月里，她写信回复老同事耿丽淑希望她应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请）赴美的建议。耿丽淑曾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这时在纽约主持新组织的“中国福利呼吁会”，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争取支持奇Qisuu。ｃom书。宋庆龄在复信中说：
“坦诚地说，我承认现在非常需要……向美国人民说清楚美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准备，并且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这种战争准备工作。……但……即使在遥远的将来……我仍不能接受任何类此的热诚邀请。……如果情况确有改变，我一定告诉你，这一点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将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国福利呼吁会和其他有关项目上，并想到我必须留在这里的这一实际情况。”①
①坎贝尔家信。信中提到的“玛丽”是玛丽·巴莱特（后为沃尔特·沙利文夫人），也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所有这些回复都显示，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国革命的胜利，她认为她的工作在于国内。如果美国采取的路线是承认中国革命即将来临的胜利而不是加以阻挠，那末宋庆龄很可能是第一位从新中国到美国去访问的客人并将广泛地发挥桥梁作用。但华盛顿作出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使这种情况不能出现。
但在任何时候，她总是使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的大门敞开。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为两位著名的美国人发去充满真挚友情的唁电——他们都是她在战时认识的并且被看作是为中美两国真正的平等和友谊而奋斗的战士。
在得悉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在美国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后，她于1946年10月10日致电史迪威的遗婉：
“中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亲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们将深切怀念您的丈夫为民主和人类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
半年后，1947年5月30日，她又电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将军。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美驻华使馆武官，亲赴解放区考察，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极倾慕宋庆龄所从事的工作。战后他回到美国，任“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首先发起反对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斗争。她在这份致这一委员会的唁电中说；
卡尔逊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将继续对世界进步事业的敌人作战……直到卡尔逊及千百万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取得胜利。”
同一时期，她给上海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小鲍威尔）发去唁函，对他父亲约翰·B·鲍威尔（老鲍威尔）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鲍威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海出版这本杂志，担任主编。他早期倾向孙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但后来却滑向蒋介石一边。不过他仍然发表左派的观点，包括宋庆龄的文章，并且是最早发表斯诺关于中国红军及毛泽东的报道的报刊之——它还登过史沫特莱写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于公开反对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后入狱多年，因坏疽失去了双脚。在以后的中国内战中，他同儿子小鲍威尔采取了不同立场，他强烈亲蒋。但宋庆龄并不忘记他过去多年中所发挥的进步作用，在给小鲍威尔的唁函中说，“您的父亲的去世对他在中国的许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宋庆龄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不管美国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经常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做法，一个党的工作者从一国调到另一国去工作须征得两国党的同意。）①她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在信末总要说“深深的爱，急着想见到你们俩”这样热情的话。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耿丽淑，1949年3月28日。
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未能成行，一个原因是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厉害，另一个原因显然是美共不愿意他们来中国（格雷斯曾任已下台的美共领导人白劳德的秘书，但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喜欢她）。最后来从上海给他们写信说，“我［因失望］而感到伤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他们，“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谭宁邦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战后在上海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据宋庆龄向格雷斯解释，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
宋庆龄同格兰尼奇夫妇的友情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来华而疏淡下来。至少在以后两年时间里，她还在替他们想夕法到中国来；担任某些别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说延安一定会欢迎他们。但一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才得以重访中国，并同宋庆龄重聚。
（六）把救济工作同重大问题联系起来
像她一贯所做的那样，宋庆龄总是把她从事的救济工作同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1946年5月，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一次义演的特刊写的前言中说：“诸位今晚到此观看表演。请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们今晚的募款，对于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受难者，不过略尽绵薄而已。这一问题，不仅是受难者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今晚诸位所出的票价，其值不过够他们多吃几碗饭，多维持几天的生活而已，但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和他们现在力求生存进步所付下的代价，是无法衡量的。我们的帮忙是不够的，但这是无法足够的。”
“……我们不打算单作直接分发衣食的消极救济，而在计划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从长远着想，以防范饥懂于未然。然而，假如没有诸位的帮忙，这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她的遣辞用语并未触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及其他有关条例，但言外之意显然是要把义演收入送到解放区去，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实行“计划供给医药”。
接着，她又作了一种必须防止内战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政治暗示：
“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世界，现在都正在力求团结，它的涵义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们必不能使这计划成为泡影。我们不可等明天才开始兑现这个计划，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怀着一种希望，靠着大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团结、和平的道路，进而达成天下一家的理想。”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6年7月1日。
1946年7月23日，正当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形势最为险恶的时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济工作领域，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政治性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①。这个声明的标题很长，却指出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①此文题为《平剧义演的意义》（1946年5月），义演于1946年6月1—6日在上海举行。（平剧即京剧，因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据《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总第4期，上海，1990年2月14日出版。
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她写道：
“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