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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而叙述主题更为广泛的活动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全国发表的主要纪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①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①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她的总的看法是：“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面对未来，她从不忘记过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为纪念英烈的题词中，她表达了她所看到的中国百年斗争经历的意义以及她自己的倾向。
1980年是鸦片战争140周年，她为广东东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词：
“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动永志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6页。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为全民族的利益实行国共重新合作的希望。为了促进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亲人（包括妹妹美龄、蒋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将作叙述。
1980年，她还主持了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会。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运动表示赞同。他还认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应该允许对各种学说进行传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宋庆龄称赞蔡元培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言行一致和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保障人权（他和好友鲁迅都是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最后指出，今天纪念蔡元培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①
①宋庆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在这一年里，她还深情地怀念她的战友鲁迅和邓演达。
关于鲁迅，她写道：①
①《序〈鲁迅画传〉》（1980年9月27日），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6日。
“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笔作武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度热情与战斗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好地团结，‘奋然而前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
关于邓演达，她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道：
“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①
①手迹见《邓演达文集》。参阅季方着《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宋庆龄纪念集》，第86—90页。
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刘少奇追悼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最大的打倒对象和牺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疗，凄凉地在外省的一处羁押地死去——当时为了保密，还给他用了一个假名字。现在，他的骨灰已找到并隆重地运回北京。
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回忆道：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的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①
①王光美着《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1987年4月本书作者访问王光美时曾见到宋庆龄给她的一些函件，包括这封信在内。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庆龄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田汉的追悼会。这位进步的老剧作家是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这首歌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时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从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时期开始，他就是宋庆龄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个牺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词来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只比宋庆龄早两个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动乱中死去的，后者中有《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金仲华，在上一章已介绍了她写的怀念文章。她写这篇文章时已87岁，是违背了医生嘱咐而写成的。在送稿时她附了一张字条：“我又犯了气管炎。医生吃饭去了，我偷偷从床上爬起来草草为金（仲华）写了一点文字……我深深地敬重他，他在我的工作中对我或其他任何同志总是尽力帮助。金是无所畏惧的。”①
①宋庆龄致本书作者，1980年11月25日。
从以上这许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认为已往的革命历史是神圣的、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一切又进一步表明，她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早就希望实现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适宜。
（四）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
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积极地恢复和扩大她的国际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时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复通信外，她还在北京会见了同那个时期有关的一些美国朋友如亨利·弗劳尔医生、西德尼·拉尼尔（他的父亲是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位诗人）。在中断了一个长时期之后，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建立了联系。她给母校图书馆和不少美国老朋友按期寄赠《中国建设》英文版，并且总是亲自写签头。
她同重庆时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杨恢复联系，上一章已经述及。如果说当时她是象一个长辈那样对待他的话，那末现在她改变了，因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称她为“姐姐”。但他仍象对家中长者那样尊重她。
理查德·杨前妻已亡故，她鼓励他续弦，在见到他的对象后写信说：
“我要赶紧告诉你，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了。我觉得你的眼光很不错。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很能干。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杨是华裔，海伦是欧洲人。关于异族通婚，她在其他场合曾这样说过：“如果双方能相互清楚地表达，心灵会作主。我是赞成的。”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兴地接见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杭辛格·费希尔夫人。这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寿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中国君主政体的倒台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她年轻时曾是歌剧演员，后来成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的校长。她历经几个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动家。40年代在纽约，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