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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外公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外公的回答是：“我就不送你了。”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客人后，外公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这次会见的照片和消息第二天见报，消息立即传遍全世界。
2月21日外公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是何等精彩，是不是再安排一次呢？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虽说外公晚年会客大大减少，一拨客人只会见一次，但是尼克松来华既然属于特事，也就可以特办，不是吗？几天来，总理一直为第二次“毛尼会谈”做着准备。当然，这样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由总理乃至主席决定的，海容的任务是做好预案。遗憾的是，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未能与外公再次会见。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已是整整4年后的事情了。
北京的雪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2月21日尼克松到京，中午是大晴天，其后开始阴天下雪，一直下到22日转为大雪。这两天尼克松或参加会谈，或去故宫参观，活动地点都在北京市内，受天气影响还不大。24日原定日程是上午游览八达岭长城。长城距北京市内八十余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正常情况下尚需多加小心，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则很难保证行车安全。长城之行怎么办，我方接待人员为此非常头疼。
一个方案是把活动推迟到25日上午。经向气象台多次核对查询，25日的天气将更转恶化，而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取消此次活动。不过登长城是尼克松的一个宿愿，美国客人当时也已听说这句话：不爬长城，不尝烤鸭，等于没来中国。
23日晚上，总理来到中方接待班子办公处——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参加接待小组例会。大家就长城之行难以做出定论，最后由总理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北京市民扫雪。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钟。次日早晨8点，尼克松一行去长城的车队就要出发了。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发生过一样。住在民族饭店的美国记者对扫雪一事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
车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得知中方扫雪一事后，大为震惊。此事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去长城本身。一件在美国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中国悄无声息地一夜之间完成。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
杭州“捉迷藏”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
26日上午，海容是第一批抵达杭州机场的。那天天气不好，她所乘的小飞机在汹涌的气流中左右颠簸，海容把这叫作“摇煤球”。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汇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公园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海容听说，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作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宣泄对尼克松、基辛格在对华外交方面绕开他们的不满。
他们横生枝节，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见。总理在亲自登门看望罗杰斯时，对美国国务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表示感谢，罗杰斯非常满意。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专家也做出了让步。就这样，一场可能爆发的危机化为乌有。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被称为“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对此，外公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外交丰收之年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
与第二世界国家的交往
日本以及西欧诸国、北美的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世界”范围。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争取团结“第二世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0年，与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与奥地利、圣马力诺、比利时、冰岛建交；1972年，与英国、荷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或外交关系升格。
在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外公对第二世界国家非常关注，从1970年到1976年他指导了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重要过程。他先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前首相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西德总理施密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与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海容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会见活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日本田中首相的访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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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访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与中方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年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又一举世瞩目的外交事件。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建国以来，外公和总理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以民促官”的方针，亲自指导中日之间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到了1972年，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水平的交往，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的打开，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刚刚上任的田中首相决心在其任期内实现中日关系的突破。
9月25日，日本首相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致辞，其中有这样一段：“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次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的讲话。“添麻烦”一说引起风波。的确，“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据《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记载：周总理会谈时向田中首相指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对此，田中首相表示，对不合适的表述可以改。他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述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此后，中日双方举行三轮首脑会谈，意见逐步达成一致。9月27日，外公会见田中角荣首相，谈话的气氛轻松而活跃。《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了会见的情形——
会见开始不久，外公问田中首相：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田中首相答道：“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添麻烦”问题的解决，预示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顺利成功，为此外公也很高兴。他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首相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外公表示同意，他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于是，外公又谈起年初会见尼克松时的情形。他说：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编注：即田中角荣＇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会见即将结束时，外公还向田中首相赠送了自己的藏书——《楚辞集注》和怀素草书字帖，日本客人惊喜不已。
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实现邦交正常化。与中美从1972年峰会到1979年建交用了7年时间相比，中日复交直截了当，可谓“一步到位”。至于改变“添麻烦”的说法，在双方最后达成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是外公始终重视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外公决定打开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全方位外交之时，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
从1970年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到1976年，中国先后与智利、尼日利亚、伊朗、秘鲁、墨西哥、阿根廷、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巴西、菲律宾、泰国等40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就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了关系。这期间，外公会见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海容作为负责礼宾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外公的会见活动。亲眼看见外公与众多第三世界领袖会见的风采，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时刻。外公与各国领导人纵论世界大局，谈论新的历史时代。
很多次会见中的一些小故事，也给海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28日，外公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外公非常欣赏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蜡染服装，还提议中国妇女也应该学习。
1973年1月13日，外公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外公对蒙博托的真豹子皮帽子非常感兴趣，风趣的说：“真吓人！”
1974年9月27日，外公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