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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他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
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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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泽东。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3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的工作对人体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
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3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
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4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4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
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她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
“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8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
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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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变迁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初到外交部
1965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为“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
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
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 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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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