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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的是已经出名的作家，如沈从文、杨振声、李健吾、凌叔华、老舍、张天翼、沙汀；也有些文坛上陌生的面孔，如徐转蓬、李辉英、寒谷、威深、程万孚等。
她在写的题序中，不仅概述了对人选作品的看法，而且直接阐述了她的文学观：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但最公平地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点关系。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初起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的，因袭种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的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拿单篇来讲，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特别写得精彩的。但以创造界全盘试验来看，这种倾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的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
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吒、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需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吒，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即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感情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
这本小说选交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售罄。这本集子不仅体现了她的艺术眼光，也充分显示了她的编辑才能和艺术。
1937年起，京派作家为了重振徐志摩逝世后的文学活动，由胡适和杨振声牵头准备筹办一个《文学杂志》，由朱光潜来当主编，编委会多是朱光潜家谈诗会的成员：林徽因、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八人。胡适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杂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学杂志》主张文艺自由独立，提出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宽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狭窄化到只准走一条路。朱光潜写的发刊词，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总结为八个字：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他既反对打倒马克思，也反对打倒孔夫子。反对空谈“联合战线”，主张自由的思想。
当时除京派作家外，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人，也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学杂志》的第一卷一至三期连载了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因抗日战争爆发，刊物停办，剧本只载到第三幕。
抗战后，1947年6月1日出版复刊号第二卷第一期，1948年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停刊，前后共出版二十二期。林徽因许多诗歌作品，也发表在《文学杂志》上。
《文学杂志》发表了不少揭露现实、富有政治色彩的诗文和小说，如徐盈的报告文学和穆旦的诗《饥饿的中国》，也扶持了许多新作家，如汪曾棋、李瑛、毕基初等。
1948年10月号第三卷第五期，是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增加篇幅，组织了近三分之二内容的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文章，纪念这位在黎明之前倒下去的宁死不屈的知识分子。
林徽因参与组织的《大公报》文学评奖活动几经周折，于1937年5月公布评奖结果：卢焚的《谷》获小说奖，曹禺的《日出》获戏剧奖，何其芳的《画梦录》获散文奖。
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全部的布景绘制和舞台设计，由林徽因担任。
她在宾夕法尼亚所学的舞美设计，算是派上了用场。
频繁的文学活动中，林徽因的创作也达到了高潮。这个时期内，她发表的主要诗作有：《雨后天》、《秋天，这秋天》、《忆》、《年关》、《你是人间四月天》、《吊玮德》、《灵感》、《城楼上》、《深笑》、《风筝》、《记忆》、《静院》、《无题》、《题剔空菩提叶》、《黄昏过泰山》、《昼梦》、《八月的忧愁》、《过杨柳》、《冥思》、《空想》、《你来了》、《“九。一八”闲走》、《藤花前》、《旅途中》、《静坐》、《红叶里的信念》、《十月独行》、《时间》、《古城春景》、《前后》、《去春》等。
同时，还发了许多散文、小说和剧本，重要作品有《窗子以外》、《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蛛丝和梅花》、《究竟怎么一回事》、《彼此》、《窘》、《钟绿》、《吉公》、《文珍》、《绣绣》、《九十九度中》、《梅真同他们》等。
她还与梁思成合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设计了若干幅插图。其中一幅叫“犄角”的插图，是在北戴河冒着暑热赶制出来的。林徽因附信说：“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八九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的一张东西，我们竟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于创作前途有点吉利。”
萧乾接到插图非常高兴，在使用时还特意加了评语，说这幅“美丽的图案”，“壮丽典雅”，是这期副刊“精彩的犄角”！
这个时期，她的诗风转向清丽和明快：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大小闪着光亮，迸出天真！
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灿烂，分散！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警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挂着留恋。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的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这首题为《深笑》的诗，可以看出林徽因一个时期内的总体上的美学追求，清新、细腻、纯净，仿佛每一个句子都有很高的透明度，同时又很讲究韵律美、建筑美、音乐美。
还有她的《藤花前——独过静心斋》：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
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
楼不管，曲廊不作声，蓝天里白云行去，池子一脉静；水面散着浮萍，水底下挂着倒影。
紫藤花开了，没有人知道！
蓝天里白云行去，小院，无意中我走到花前。
轻香，风吹过花心，风吹过我，——望着无语，紫色点。
用独特的意象，全新的审美角度，像工匠用彩瓦砌造钟楼一样，她用语言营造着一个全美的艺术建构，仿佛在心的背面，也照耀着春日明媚的阳光。
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典雅，浪漫主义的热情与明朗，象征主义的含蓄与隐秘，这三者在她诗中的统一，以及古典主义风格的托物寄情与现代主义的意象表情的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她的小说处女作《窘》，显示了她不凡的艺术视点。这篇12000余字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刚刚进入中年的知识分子维杉，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窘迫和精神压抑所带来的双重尴尬。
做教授的维杉在学校暑假时感到无聊之极，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的几个儿女在一起，觉得自己已经突然苍老了，似乎自己还未来得及享受人生，时光就把他粗暴地推人另一个边缘。他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落魄的四不像。这篇小说开头维杉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拿做事当作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的划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得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的四不像的落魄。
在长起来的孩子们面前，维杉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分明的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那边。他羡慕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气，或是一味的年轻，他虽然分了界限，仍然觉得四不像，他处处感到“窘——真窘极了”。
林徽因在这篇小说中，首次提到了“代沟”这个概念，这道沟是有形的，它无处不在，处处让人感到一种生存的压迫；它又是无形的，仿佛两个永恒之间一道看不见的深壑。
林徽因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写出了维杉这种无处不在的“窘”：——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得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要活着就别想”，维杉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维杉觉得自己同这全部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深深的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是深沟，你搭多少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作为知识分子的维杉，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早地体味到了这一点：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写到少朗的女儿芝请维杉写一封介绍信给她去美国的同学，少朗问：“你还在和碧谛通信吗？还有雷茵娜？”‘’很少……“维杉又觉得窘到极点了。仿佛连过去的那一点有色彩的生活，也被这道无形的沟隔开了，甚至没有回眸生活的权力。
生活状态的窘迫，是心理状态窘迫的投射。这篇小说的主题，其深刻之处在于她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存尴尬，这里面有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观念的因素，但最本质的还是那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鸿沟。
这篇小说，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的一部重要作品，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创刊号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同代作家的注意。
这篇小说充满了寓意和象征。李健吾先生早在1935年就慧眼独具，给予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