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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生产情况。这些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几百年来一直是作坊式操作，图案单调，缺乏对整个工艺市场的刺激，因而没有竞争能力，产量低，也销不出去。
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最关键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起死回生。
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分析研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那么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
林徽因把那些图案指点给大家看：“中国的传统图案是这样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也都有着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国的吉祥图案就是一例，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吉祥图案以传统的装饰纹样，通过自然现象的寓义、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追求。吉祥图案的内容大都是福禄喜庆、长寿安康。题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芨汁，圈成各种各样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添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错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敦煌研究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给他帮了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
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林徽因由莫宗江搀扶，很艰难地登上了午门城楼。面对着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她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说：“老常，感谢你给我带回了个敦煌。”
常书鸿也激动地说：“还不全靠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常书鸿的临摹壁画，把她带人一个久远的年代。她看了北魏时期的《狩猎图》，看了隋代的《供养人与牛车》，还看了唐代的《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乐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透过佛教的色彩，感受到了当时生动的社会生活。最吸引她的，还是反弹琵琶的飞天，那柔和飘逸如烟云舒卷，表现了生命的飞动。她对莫宗江说：“艺术家从眼中的自然，经过他独特的感情、思想、意念，审美胸襟溶裁运化过程，将自然的形、色、线条综合为视觉意象，赋予特定的精神内涵，才创造出了以空间幻觉为特征的造型艺术，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最缺乏的东西。舍弃了飞动的生命，那些象征就只有图解的意义了。”
回来以后，她同莫宗江设计了一套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景泰蓝图案，马上交给工厂投人试制。烧制出来的产品，果然别开生面。
当时，正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也在中国访问，这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第一批产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品，真是美极了！”
1953年第二届文代会召开，林徽因由于拯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被邀请参加。
开会那天，萧乾坐在会场后边的位子上，林徽因远远地向他招手，他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照往常一样悄声说：“林小姐，您也来了！”
林徽因笑着：“还小姐哪，都成老太婆了！”
在全国美术家协会的报告上，美协负责人江丰对清华美术小组和林徽因挽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景泰蓝工艺在飞快地发展，由解放初期的几个品种，拓展到上百个品种，并显示了综合工艺的水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工艺产品。但没有人会想到，是那一双纤弱的手，为它涂了第一抹新生的釉彩！
灵魂的丰碑
一阕石头的音乐升腾着。
金子一样的天空，通往所有星座的道路全部被它照亮。
石头的音乐向天空生长，天空好像越来越低的俯伏到海面上来，浪花跳跃着，奔跑着，加入这雄浑磅礴的旋律。
那阕石头的音乐是一座宏伟的丰碑，它通过漫长的黑夜，伸向天空，新生的太阳给了它所有的颜色，它的身上披满了花环。
林徽因从梦中醒来，猛地拉亮电灯，梁思成也被惊醒了，慌慌张张来找药瓶。
林徽因说：“我不是吃药，给我拿张纸来。刚才在梦里有一个设想，我得立刻把它画下来。”
自从接受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任务，林徽因不知多少次这样从梦中醒来。
1949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就为纪念碑的奠基填了第一抔土。1952年由梁思成和雕塑家刘开渠主持纪念碑设计；参加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病得已不能起床了。在起居室兼书房里，她安放了两张绘图桌，与她的病室只有一门之隔。
梁思成每天奔走于城里和清华园之间。在早晨进城之前，他先与林徽因共同制定出一天的工作计划，由助手执笔，随时拿到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她的助手是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关肇邺，是个二十出头的很机灵的小伙子。
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选出许多资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详细讲解，掌握基本特点。
林徽因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为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秦汉雕塑在空间造型上讲究体积的庞大，气势的充沛，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而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秦汉雕塑表现为物质世界的扩张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时还讲这种扩张和征服与内心世界的刻画相统一。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在‘比德’和‘畅神’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这些正是我们要借鉴的。
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林徽因说完，又拿起关肇邺设计的一幅图案，半开玩笑地说：“这幅好像是乾隆趣味，不配表现我们的英雄。”
经过比较，他们最后选定了一种以唐风为主的风格。
两个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关肇邺画了数百张图案，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他们很伤了一段时间脑筋。最初选用了英雄花，经咨询花卉专家，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随后放弃这一构想。
在上千种花卉中，他们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性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1953年完成了景泰蓝抢救工作以后，林徽因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生命的热能仿佛彻底耗尽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温度。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
这年十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被推举为副理事长，林徽因被选为理事。他们二人还兼任了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6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10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她的简历。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梁思成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一时尚未就绪，便搬到陈占祥家里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批判。
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
从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
十多年以后，梁思成在回顾这场批判时，谈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考察时，国际上新建筑理论又有了发展，我深感我国在建筑理论上的落后。回国后，我把这些理论贯彻到教学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批判崇美思想，把这些新建筑理论和我修订的教学计划，统统算在美帝的帐上给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它仍旧是沿袭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当时正是学习苏联高潮，认为苏联的经验都是先进的，便把它照搬了过来。
当时，我也深感不解，怎么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和我二十年代在宾大所学的那一套完全一样？我自己的解释是：苏联建筑与欧美折衷主义建筑之不同，主要在“内容”上。但是在建筑上“社会主义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的内容”
究竟有何区别，我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将来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内容了。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提法，感到很受启发。我想我们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我过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筑，它们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我既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说不清在建筑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内容”。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使我从心底信服苏联的“民族形式”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