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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60万～80万人被贩卖跨越国际边界，其中有八成是妇女，目的大多是性剥削。米纳没有跨越国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国国务院所注明的，这个估计数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国境内遭贩卖的几百万名受害者”。
朗·普罗斯13岁时被绑架卖到柬埔寨的妓院。当她不从时，老鸨用金属杆挖出她的眼睛，以示惩罚。
（拍摄：尼可拉斯）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在200年前的新开垦地区，施加在奴隶主人身上的实际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颁布法令，规定杀死奴隶等同于“谋杀”。后来佐治亚州规定，杀害或重伤奴隶，在法律上等同于杀害或重伤白人。然而，这些规定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不会在当地实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妓院老板把制造麻烦的女孩杀人灭口。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在处理许多人道议题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性奴役的问题却日趋恶化。原因之一是东欧剧变导致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陷入贫困，犯罪帮派猖獗肆虐而填满权力真空。资本主义不仅为大米和马铃薯创造新市场，也为女性肉体带来商机。
人口贩卖问题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现在，要前往城市或远方国家不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亚母亲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部落地区一步，而现在，她的女儿却可能身处意大利的妓院。在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乡间，可能连续开车经过好几座村庄，也找不到一名年龄介于16到30岁的女性。
情况恶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个女孩被卖到妓院肯定代表命运悲惨，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现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认为她们感染的概率较低。在亚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说：与处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这样的传说，使得妓女市场上对从村庄绑架而来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性奴隶而非其他的强迫型劳役。任何曾经在印度妓院与印度砖窑待过的人，都知道在砖窑当奴隶的日子更好过些。砖窑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此未来肯定有逃离的希望。
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更容易逃走。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然而，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
“‘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又是一顿狠打。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
“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
“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而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创办人鲁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时间在福布斯根杰镇住过。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奇拉跟中央警察的关系更硬，而且鲁奇拉耍起狠来，不输任何老鸨。
“世界自救妇女”开始炮轰地方警察，要他们突击检查妓院，拯救奈纳。警方破门而入，找到奈纳，把她带到警察局。但是奈纳当时被下了猛药，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纳，麻木地说：“我不是你女儿。”米纳崩溃了。
奈纳刚被从妓院救出来。
（拍摄：塞邦尼·雪加）
奈纳后来解释，当时她觉得孤独又害怕，因为阿伊奴告诉她维瓦克已经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之后，她逐渐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终于，她低语道：“是的，你是我妈妈。”
“世界自救妇女”迅速把奈纳送到加尔各答的医院，让她接受重伤和吗啡瘾的治疗。妓院经常给奈纳打吗啡，好让她乖顺听话，而戒吗啡的过程让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杰镇，米纳一家人的日子变得更加困苦且危机四伏。那里有些妓院老板是阿伊奴和马奴杰的亲戚，对米纳深恶痛绝，就连纳特社群里不喜欢卖淫这一行的人也不赞同警方突击检查。镇民刻意避开“世界自救妇女”所设立的学校和庇护所，米纳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后来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遇刺，米纳跟库德兹生的两个女儿也受到威胁。然而，米纳走在街上时，依然神色自若，她认为自己要是被这些吓到，那才叫好笑。
“他们善恶不分，”讲到当地村民时她轻蔑地说，“他们可能不屑跟我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择善而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卖淫。”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的工作是担任小区组织干部，试着劝阻父母不要把女儿送去卖淫，呼吁他们让女儿接受和儿子同样的教育。后来，大家对于她的憎恶感减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认为她这个人咄咄逼人，没有女人味儿。
后来“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在比哈尔开办了寄宿学校，学校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支持者的捐助，米纳的孩子都在那里。学校有警卫看守，他们很安全。奈纳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老师，尤其想帮助贫困弱势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纳唱了这首歌给两个小女儿听：
印度不会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于这个国家的女孩呢，
如果这个国家的女孩遭受污辱、虐待和奴役，
请扪心自问，
这个国家是真的独立吗？
学校帮助学校
人们总是询问：如何帮助她们？贪污、浪费、管理不当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能够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帮助米纳这样的妇女对抗现代奴役？普通人帮得上什么忙？
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非常诚实地认清：取得改变具有其复杂性。直接说好了，人道主义者有时候会夸大和捏造，对于错误和陷阱则略过不提。他们有时候会扭曲数据，直到其符合心中所要的“证据”。原因之一是，这些人道目标需要被注意到。比如研究女孩教育的人，自然会相信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态度导致研究的严谨程度不如其他的调查，比如关于牙膏效用的研究。救援团体也不愿意承认错误，因为坦白讨论失策终究有碍于募款。
实际情况是，过去帮助女孩的努力，有时候会产生反作用。1993年，参议员汤姆·哈金想帮助在血汗工厂做苦工的孟加拉国少女，他推行了一项法规，严禁进口14岁以下童工所制造的商品。孟加拉国工厂立刻解雇几万名女童工，导致其中许多人沦落妓院，现在想必已经死于艾滋病。
然而，也有许多援助形式（尤其是卫生与教育方面）取得了漂亮的成绩。让我们来看看弗兰克·格里哈尔瓦的工作。他是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上湖学校的校长。这所优秀的私立学校里，从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共有450名学生，每人一年的学费在2。2万美元左右，这里的大多数学生是在备受呵护的中上阶级环境中长大的。格里哈尔瓦费尽心思，想让他们见识一下世界另一半人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逐渐明白，身为得天独厚的一群人，我们需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更大的正能量。”格里哈尔瓦回忆道。他对之前担任《新闻周刊》特派员的伯纳德·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