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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有一门大炮还被明廷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火器！先进的火器！从宁远一战当应清醒地看到，明军远逊敌人的战斗力绝非三两日就能改变的，只有火器才是大明军事上寻找克敌之途的突破口！文明之族就要拿出文明的优势来，骑马射箭干不过你，咱就大力发展火器；早已不是宋朝那会儿了，大明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明廷也在努力去做，只是没想到五年后的一场兵变，却把这一切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万分！
和战扰扰终去职
努尔哈赤逝后，接替汗位的是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堪称大清（后金）历史上最杰出的领袖，十七年领头人干下来，文治武功均十分辉煌，是大清日后入主中原的真正奠基人，当然也离不开他的老朋友老对手崇祯的鼎力相助了。关于皇太极，以后讲崇祯时再细述，先来说说紧跟而来的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及关外又一场大战。
议和之词，乍一听很突兀，其实挺正常。努尔哈赤不仅未打算入主中原，还想积极与明议和，并通过蒙古人主动向明廷转达过这个意思。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就提过：“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也曾表示，父汗往宁远时（就是上次的征伐），曾向明廷致过书，希望双方和好，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继承者说的话，总不能不信吧？
而袁崇焕，虽然打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却也深知明军技不如人，想法还是很务实的。他主张“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对议和赞同不排斥，甚至很主动。他在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即派人赴沈阳吊唁，实际上也就拉开了双方议和的帷幕，皇太极自然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和，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双方自然各有其他意图。袁崇焕就乘和谈加强了宁锦防线建设，抓紧修复宁远战前放弃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等城堡；皇太极据说也借着后顾之忧的消除（其实完全没必要），打了一次朝鲜迫其臣服，但双方和谈应该是有诚意的。朝鲜战役结束后，皇太极仍在积极和谈，并未结束；袁崇焕也同样是，这从他在以后崇祯朝再被起用时仍主议和便能看出。双方于是你来我往，频繁交涉，最后却是不了了之。
明廷向来对议和都有一个心理负担，深怕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那可是前代留下的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朝堂之上反对议和的大臣还占多数。袁崇焕初与人家议和时，是否向朝廷汇报过，颇有争论，《明史》中说没有，《明熹宗实录》中却说有，姑且不论吧。反正议和启动后，群臣反对者众，皇太极进攻朝鲜也给他们提供了口实。看看谁让你和的？让人家没有了后顾之忧，乘机斩断了原是吾大明的一支臂膀（没斩时朝鲜又起过什么作用呢）！更可恨的是，后金打朝鲜时，你袁崇焕竟不乘虚而入直捣虏穴，坐失灭敌良机呀（坐而论道，明军有那个能力吗）！天启呢？先同意后反对，这应该是和议未成的首要原因吧。
和一停，战跟着就来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皇太极发动了宁锦之战，确切原因只能问他本人了。大致揣测有：对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新立帝王需要立威于疆场；对袁崇焕修复城池向前推进的反应；反正没有占领宁锦的想法（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皇太极先攻锦州，总兵赵率教与副将左辅、朱梅及监军太监纪用等率兵固守，不克；再攻宁远，袁崇焕、总兵满桂及副将祖大寿、尤世威等力保，又不克；复攻锦州，还是不行，历时二十四天无奈而退。大目标一个没捞着，算得上一次失败；但能在别人的地盘上纵横驰骋，摧毁了大小凌河、右屯、塔山等十余座城堡，收割了地中田禾，具体战斗也持战略进攻姿态，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败仗。
明军此战与宁远那会儿也一样，更多的仍是精神上的胜利，不过在战斗力远逊敌人的情况下，能英勇顽强地把重镇守住已经很不简单了。满桂、尤世威等还能率兵在宁远城下，与看似不可战胜的敌军打野战，虽未取得什么骄人战绩，其勇其壮尽现也。保家卫国太需要这种精气神了。赵率教更应大书特书一笔，因为是他领衔守锦孤军奋战，让皇太极两次攻城受挫，其功绝不逊于宁远的袁崇焕。
宁锦城下让敌受挫，对当时的明军来说，用“大捷”二字绝不为过，因此捷报传至京城，又是一片弹冠相庆，不过紧跟着却是袁崇焕的黯然辞职。原来上次议和之事，遭廷臣非议，已为结局埋下很大伏笔。这次宁锦之战再获大捷，可袁崇焕本人却又遭到攻讦，说他不援救锦州，暮气太深。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袁崇焕援锦确实没有尽力，赵率教完全是孤军守城，可是全力去救又如何？以后的松锦之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满洲人就怕你不来打野战呢，来了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全军覆没。
袁崇焕离开辽东，回了老家，只能讲官场太过诡谲，看看他的前任，有谁做到了全身而退？位高权重如孙承宗者，还是帝师呢，不也在攻讦之下请退而去？可以痛骂朝政*，但不要又扯上阉党，好像非黑即白似的。袁崇焕获得大提拔，取得大功业，都是在魏忠贤全面压倒东林党人之后；他与被划归阉党行列的督师王之臣闹矛盾时，魏忠贤掌控的朝廷起初也是支持他的，还把王之臣调了回来，让他负辽东全责呢。何况在魏忠贤个人崇拜达至巅峰时，全国各地为他所建生祠中，也有他袁崇焕的一份功劳。
即便是魏忠贤整了袁崇焕，和其他官场之事又有何不同？何必非要贴上一个标签，魏整人就一定是用心险恶，*忠良。照此论断，崇祯还杀了袁崇焕呢？这样说，绝不是要给魏忠贤翻案，更不会认为他没有做过坏事，只是觉得没必要另眼看待一个人，就因为他是太监却掌权了。
天启七年（1627），是大事频发的一年。这不，辽事才告一段落，宫廷之中就又发生了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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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闪亮来登场
当年八月二十二日，年仅二十二岁的天启帝驾崩了。两年前，一次乘龙舟游玩戏水时，不巧风起翻了船，跌入水中的天启虽被救起，却呛水受惊患了病，原来就虚弱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短短时间便撒手而去了。这是七年来大明逝去的第三个帝王。
接下来，谁会继承大统呢？这可是帝国的头等大事。国之君选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之命运！你看隋炀帝，一人就能毁灭一个超级大帝国呢。
天启有三子，全都早夭，没办法，只好从弟弟们当中选了。老爸光宗生有七个儿子，长大成人的除他自己，还剩四弟信王朱由检（1620—1644），年方十七，是惟一的合法继承人，没什么异议的，皇位只有他来坐了。
就这样，朱由检很幸运地荣登大宝，年号崇祯，庙号思宗（1627—1644在位）。不过皇位可不是轻易能坐的，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权势熏天的九千九百岁呢。按照史家记载，我们的崇祯皇帝，少年老成，临危不乱，刚毅果敢，不动声色中两个月即把老魏撂倒了，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可惜短暂了些）。
崇祯确是坚毅之人，即使他最后失败了也要承认，铲除老魏也显露了他的气魄，决非庸碌之辈，胆量勇气俱佳，但不能就此说他是何等英武。为什么？细看整个过程便知。崇祯是当时惟一合法够格的继承人，当皇帝也是老哥钦点，皇嫂张皇后坚定支持，名正言顺的。
谁与他争，谁就是叛乱，这样的威慑力不可小视，所以史书也载，老魏找他的亲信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和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起义，结果两人都不敢答应。这事是真是假，不好说。即使是真的，也只能说明老魏的势力，远不像我们渲染夸张得那么强那么硬。
本来就是嘛。他老魏，实际权力再大，飞得再高，也在天底下，绝非东汉、唐时的太监；只是天启不理朝政（当然老魏为此也搞了点阴谋诡计），又有客氏（很关键）为强大后盾，才让他一步步专了权。要是天启这个天垮了，他还有几斤分量？还能往哪儿飞？
其实说老魏想起义，真有点勉强。事实是，如此关键时刻，他更多表现的是缴械投降，看看崇祯能否像天启一样被迷惑，能否去讨崇祯的好。就是在形势一步步明朗化，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仍在被动等待，仍在侥幸指望崇祯能听天启的话（天启驾崩前曾要求过），善待他魏忠贤。
*何等残酷，老魏也不想想，以他的情况，架到火上岂能不烤？什么狠毒老辣之人、大智大勇之辈，不要把他想得太复杂了，讲得太权诈了，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更不是精神病患者、偏执狂什么的，当权时非要把王朝往火坑里推（这对他有啥好处吗）；充其量他只是个人崇拜玩过头了，要真论对王朝的危害，也绝不比东林党人大。
崇祯除掉魏忠贤，如果说对王朝有益的话，更多的是道德风气层面的。既然那个时代人们的标准，以太监当权为纲纪的败坏、道德的沦丧，那像老魏这样连生祠都建了让人拜的太监，打倒他岂不大快人心。为振奋民心、改进政风开了好头，为崇祯大展拳脚迈出了好步。
何况咱崇祯皇帝又是个理想远大、目标坚定之人，一心要做那重振大明的中兴之主，思想品质作风也更有一代明君之范。即位一十七年，事必躬亲，苦撑大局，戒奢求俭，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就连帝王最易犯的声色之病，也与他根本沾不上边。那个日后让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绝代佳人陈圆圆，一开始也是被外戚从江南弄来献给他的，但他忧劳国事，无心于此，方才作罢。
至于崇祯是否最勤政的帝王，不好说，起码有明一代，能与他比肩的也只有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了；什么嘉靖、万历、天启们，天地之别也。有说他一天只睡两个小时，虽是夸张了点，但年年天天鸡鸣而起，深夜不寐，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以至少年白发已鬓肩，史上又有几个帝王能做到？
还有人家的极端俭朴，穿破衣，用旧具，可不是生性吝啬；人家的不近声色，罢宴乐，离娇娘，可不是生理不正常。那可全都是为了大明的社稷江山啊。想那万历要有崇祯三分之一的精神，大明岂会在他手上衰落？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能把勤政、俭朴、禁色，还有严谨集于一身，华夏史上历代帝王中，崇祯是惟一一个的；加之最后的结局，怎不让后人对他再多一份同情与好感呢。
只不过想干好与能干好是两码事，干得努力与干得出色也不能混为一谈，岂能以有追求有奋斗，就抵消了没干好的责任？同情不能代替反思，好感不能放弃检讨。对崇祯这样的国之领袖，仅有态度、精神、拼搏等还远远不够，关键要看能力！特别是时势危艰中驾控复杂大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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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不愁战略忧
其实说到时势危艰，崇祯刚继位时并非如此，以后才逐渐形成。前文说过，帝国败亡的原因再多，归纳于最终的表现形式不外乎三种： 外患、内乱及两者相兼。当时帝国内部这样那样的问题确实不少，但从以后发展的态势看，惟一导致败亡的事件就是于天启、崇祯交替之年（1627）爆发的陕西民众起义。虽然起初规模并不大，又局促于黄土高坡西北的一块穷乡僻壤，好像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帝国自创建尤其近百年来，民变、兵变发生也不是一件、两件了，高层们是有那个承受能力的，何况其他地方还是较安定的呢。心脏之地京畿、最大财赋基地江南、兵家必争之地中原等，都没什么大问题嘛，怕它什么？就像群臣们一样，崇祯并没有太在意，他的目光更多放在另一个地方——辽东，那里有个最强劲最危险的敌人——后金。
萨尔浒大战以来，大明接连经历了三年的大溃败，在强敌面前不堪一击，辽东稀里哗啦便丢掉了，辽西本来也是拿不住的，隐然有崩盘的迹象。经过几年辽事的锤炼，明之防御能力有了一个大提升，山海关外也逐步构建起了比较完备的宁锦防线，后金再欲砍瓜切菜般打过来已不可能了。宁远、宁锦两次大战就很好地证明，明军打野战硬碰硬仍有点菜，凭坚城用大炮没问题。穿过河西走廊，再破山海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啦！
只要长城北边的蒙古人还能保持民族最后的独立与尊严，那后金也不可能撇开山海关这条防线，另辟蹊径进入中原的。当时来看，蒙古人还能守得住底线，可以对他们有所期待（没想到变数会来得那么快）。如此，帝国还怕什么呢？两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