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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公主就是在###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
同一年的北朝也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后来“卢水胡”的概念扩大，只要是来自卢水的胡人都可称为卢水胡。
北魏灭北凉后，在关中各地分设军事重镇，对各胡实施统治。比如羌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而在卢水胡人聚居的地方，则设立了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杏城一带的胡人，都成了卢水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北朝时期的所谓的民族，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称谓，而非血统。比如起事的盖吴，血统而言应为羯胡，但仍被划归卢水胡一族）。非鲜卑的胡人地位远低于汉人，他们不仅被迫迁徙，而且还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胡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是个让北魏君臣提心吊胆的年份。前一年，由于北击柔然未果，河东强豪薛永宗、薛安都据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发动起义。鲜卑人正发愁呢，关中又风传“灭魏者吴”，盖吴乘着人们传播谣言的时机，在杏城聚众反魏。一击石惊起千层浪，不但卢水胡人纷纷响应，氐、羌、屠各、汉等各族人民都争相投奔。盖吴很快拥有了十几万兵马，他派遣使者前往南朝的宋国，请求归附。
北魏的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没把盖吴放在眼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纥战死。盖吴的队伍继续壮大，震动了平城的北魏朝廷。拓跋焘派了高平敕勒部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秦、雍三州士卒屯兵渭北，全力抵御盖吴南下。盖吴派兵进攻长安，与叔孙拔的精骑大战一场，战死了三万余人，遭受了第一场挫败。
盖吴见攻打长安受阻，便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向西进军，攻打新平（今陕西彬县）。西面果然是群胡混杂，盖吴的军队还没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地的胡人便云涌而起。盖吴又分兵东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以东地区，在黄河边被北魏将领章直击破，淹死的人就有三万之多。（盖吴的部众虽然气势很惊人，人数也多，但基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胡人，其战斗素质非常之低。盖吴想依靠民众的愤怒和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机动力强大的北魏骑兵抗衡，毕竟是极困难的。）
五 盖吴举兵（2）
河东的薛永宗听说盖吴在关中起兵，受到振奋，立即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盖吴得到友军支持，颇为得意，便在杏城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并任命薛永宗为秦州刺史，共同打击北魏。
薛永宗在河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进攻闻喜一带，当地没有什么守兵，本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没想到闻喜的强豪自行组织起武装力量，将其击退。倒是其族人薛安都顺利地攻占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了阻断盖、薛两家的联络，拓跋焘命薛拔纠集宗族百姓，沿黄河筑起壁垒，然后，又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领率领两万骑兵###薛永宗，另一名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盖吴，至于进入陇右地区的白广平，则由西平公寇提以一万骑兵对付。
这时盖吴的控制区域已扩大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天水、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东至河东，南至渭水。盖吴又向南朝遣使，呼吁宋国出兵援助。奇怪的是，一向对北伐很有兴趣的宋文帝，这回却似乎打不起精神，只是象征性地封盖吴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并命宋国一方的雍州和梁州的士兵驻扎在边境线上，远远地为盖吴作声援，这样可怜的一点所谓的反应，估计是要遭来盖吴的强烈鄙视的。
那么宋国为何对于北方的乱事如此冷淡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宋国内部权力斗争刚刚平息，北伐的构想已有，但尚在策划阶段，不宜仓促出兵；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盖吴是卢水胡，这两派胡人闹起来，充其量是狗咬狗的内乱，自己还是一边坐壁上观为好。可惜，可惜，鲜卑人在境内到处“救火”的机会并不多，真要想恢复中原，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缺乏远虑的宋国统治阶层只能事后去高唱“抓不住北伐机会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了。
拓跋焘亲率大军抵达东雍州（今山西临汾一带），兵临薛永宗的城堡。拓跋焘不明敌军底细，便问随军的崔浩：“今天可不可以进攻呢？”
崔浩答道：“薛永宗肯定没料到陛下会亲自前来，军心懈怠，现在北风迅疾（北魏军进攻薛永宗，是从北向南），应当急速进击，必使其溃散。如若等到明天，恐怕他们见官军实力强盛，连夜逃跑。”拓跋焘采纳崔浩计策，挥师挺进，迅速包围了城堡，薛永宗全军大败，无处可逃，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据守在弘农的薛安都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城池，南投宋国。
魏军消灭了河东义军势力，士气大振。拓跋焘随即向西一指，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关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灾难即将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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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太武灭佛（1）
拓跋焘统领的北魏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关中，眼前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北道，沿着渭水北面前行，距离盖吴的大营只有六十里的路程；另一条南道，渡过渭水西行，然后再转正北，也可到达盖吴大营。
拓跋焘向崔浩问计：“盖吴在长安城以北九十里处，渭北一带没有城池，渺无人烟，缺少粮草，不利于行军。朕的意思嘛，不如渡过渭水，走渭南，爱卿以为如何？”
崔浩答道：“盖吴的军队离此处并不远。所谓击蛇之法，其要领是打破蛇头，头一破尾还怎么动？依微臣之见，应当走北道，乘我军势头正盛，先袭击盖吴。大军前往只需一天时间，到了他的大营，必能获胜。然后大军再回长安，也只要一天就到了。一天的时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如若走南道，盖吴的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渭北山区，那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了。”
或许是担心发生意外，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他下令大军沿渭水南岸向西进发。不出崔浩所料，军队刚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便惊动了北面的盖吴，义军散入山岭之中，魏军无法采取行动进攻。拓跋焘大为懊悔，只得领军先进长安。
魏军到达长安后，便在城中驻军，以作休整。长安城的佛寺遍地皆是，魏军的一些将官便入佛寺游逛。僧人们不敢怠慢，请他们到寺庙里喝酒。僧人本该谨守戒律，并且不拜俗，即所谓“不拜父母，不拜帝王”。长安的僧人与官宦贵族接触很多，献殷勤成了习惯，哪料到这下子可惹来了灭顶之灾！
将官们来到僧人的住所，竟意外发现那里堆放着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物件。佛门净地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他们心中狐疑，回来后就到拓跋焘面前去报告，拓跋焘听说后，勃然大怒道：“这些东西非佛门之用，他们必是私下勾结盖吴，想要作乱！”他当即命令有司捉拿相关人员，并且抄检佛寺的财产。皇帝就在长安城，底下的人自然是尽心尽力执行任务，查抄行动迅速彻底，结果也颇为惊人：佛寺中不仅私藏了武器，还藏有许多酿酒的器具，以及附近州郡的牧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地，大量佛经也消逝在烈火之中，僧人们更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惨状为数百年来所罕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一桩：太武灭佛。
拓跋焘的灭佛令反响之大，影响之深，他本人即便有过心理准备，怕也不能完全预料。佛教自东汉初年来到中原地区，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大国，比如后赵、前秦、后秦等，其君主与贵族都十分崇尚佛教，后秦更是奉佛教为国教，其统治中心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冲，佛教交流频繁，佛事盛极一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地处代北，离西域极远，按理说是不可能接触到佛教的，更不可能去信仰。可是拓跋珪在进入关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外，也不断在各地遇到佛寺和僧人。鲜卑统治者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一无所知，到渐生好奇，久而久之，认为佛教对于平定天下很有帮助。经过三代时间，到拓跋焘时，鲜卑贵族基本上都信奉佛教。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