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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俸禄制步入正轨，冯太后的下一项改革措施也很快跟进。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又颁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北魏政府将境内的无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农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众多流民纷纷依附豪强大族，成为佃户。这些佃户虽然不用交纳赋税，但豪强对他们的强征暴敛丝毫都不比国家的赋税要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无人去种，同时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为五条。第一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农田，女子则可获得二十亩，奴婢与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亩农田，但是有上限，超过四头后就不再补给。各地配给的田地会有差别，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则贫瘠，怎么办呢？诏令规定，如果是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那么要多给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则要多给两倍。以保证理论上的公平性。
第二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达到纳税的年龄，就可以配给田地；年老或去世后，田地则自动归还国家；并且根据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发生变化，政府相应地配给或收回田地。
第三条是鼓励种植桑田：对于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亩田，要求必须种植五十棵桑树。这类田地可以被后代继承，死后不用上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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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除弊革新（2）
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纵横十六国》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1）
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做《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从小接受冯太后谆谆教导的孝文帝悲痛欲绝，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们极力进谏，他才勉强喝了一碗粥。冯太后崇尚节俭，遗言中强调要丧事从简，不必设置各种陪葬器具。但孝文帝不顾高闾、游明根等人的反对，执意将陵墓拓宽六十步，以达到皇陵的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文明皇太后并没有与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于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阳北）选择了一处墓地。
传统史家多将太和年间北魏的兴盛发达归功于孝文帝一人，直到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太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史学界才逐渐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位“巾帼女杰”。宠信“面首”与太监是冯太后最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安置面首的做法虽可商榷，冯太后并没有因此影响政令的实施。相反，她的两大面首王叡和李冲并不是所谓的“绣花枕头”，而是很有能力。尤其是中书令李冲，在冯太后去世后依然参与朝政规划，尽忠尽责，深受孝文帝的重用。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2）
冯太后给北魏帝国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孝文帝本人。从太和十四年起，北魏正式进入了太和盛世的后半期——孝文帝时代。
在介绍孝文帝的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南齐皇帝：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与世祖武皇帝萧赜。
萧道成在称帝并顶住了北魏的几轮进攻之后，进入了统治的平和期。可惜好日子不长久，他只做了不到四年的皇帝，就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去世了。
萧道成一生目睹刘宋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意识到刘宋后期诸帝以下奢靡腐败的危害性。他即位后就以身作则，号召天下人移风易俗，勤俭朴素。宋孝武帝刘骏以来皇帝的礼服日益精美华丽，上面还佩有光彩照人的玉导，萧道成下令将玉导打碎，类似的装饰物也参照此例废止不用。宫中凡是用铜制作的器物栏杆，全部改为铁质，宫殿里不得铺张浪费，能省则省，能替则替。他常爱对身边的人说一句话：“假使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得黄金与土同价。”可以说是位典型的视黄金如粪土的主儿。可惜，仅仅做一些作秀式的表率，而没有有效的措施与合理的手段，民间奢靡腐败之风又怎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方面，萧道成也没有太多建树。对于士族阶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他试图从皇室入手，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类似均田制的数字化管理，南朝的社会阶层又远较北朝复杂，简单的政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宋初年推行土断以来，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加入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的“黄籍”（与要服役的“白籍”相对），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伪造业绩、贿赂官员，到了刘宋末年已经是积弊重重，虚假户籍比比皆是，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萧道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接受虞玩之的建议，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板籍为标准，重新登记户籍，这就是南齐初年的“检籍”。在检籍中，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官员进行审查，对于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要查出几个作弊户籍。这可就是瞎搞了，有些地方的官员实在找不出非法的，就硬从合法的黄籍户口里挖出好欺负的，拿来充数，而那些会打官场交道，善于逢迎贿赂的人，又再次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