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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就是“盘龙棍”，是一条按三十六天罡，十二地支之数，做成三尺六寸，厚一寸二分，上扁下圆的枣木棍。扁的那部分，上书盘龙一条，龙口内有“钦赐”两个金字；上面又有五个金字：“护法盘龙棍”。背面写的是“违犯帮规，打死不论”；并且注明。“上谕。时在乾隆三十年季春”。
“钦赐”字样，不得捏造；同时凡非钦赐，亦不得用盘龙的花样，所以这条盘龙棍出于乾隆皇帝所赐，大致无疑，粮帮总当家能够统带分布八省的一百二十八帮半，一万只粮船，就全靠这条奉旨“打死不论”的盘龙棍。
棍上所写的“帮规”，就是“家法”，一共十条。在翁、钱、潘三祖同主帮务时，虽有家法板，并无成文的家法；这十条家法的订立，起于一个帮中称为“石小祖”的台湾人。
石小祖名叫石士宝，是三房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之一。原籍台湾，不知以何因缘，随他父亲迁居杭州。性情刚猛，好打不平；也练得一身好拳脚，有个很响亮的外号，叫做“铁骨金刚”。
有一年石士室打不平杀了人，逃到江苏六合县，落草为寇。盗首叫做“半截宝塔”王怀志，为官兵所捕，死在狱中。小喽罗公推石士宝为头，订下公道约法三条：不劫残废孤独、妇女孺子；不劫小本客商、僧道尼姑；不劫忠臣义士及善人。同时不准在周围十里以内做案，犯者杀无赦。当然也有劫富济贫的举动，因而当地百姓对他都有好感，称之为公道大王。
但是“公道大王”行为实在离谱，为了替玉怀志报仇，邀集大房翁佑堂的弟子朱彼全，二房钱保堂的弟了黄象，以及本房同参弟兄刘玉诚到山，起事造反，杀官劫狱，闯出一场大祸。
当时正是清朝武功全盛时期，所以像石士宝那样的造反，是一定造不出名堂来的。不过也惊动了两江总督衙门，调发大军围剿：“公道大王”难讨公道，清退回山。
这座山据说叫做笆斗山，官兵并不因山深林密，放弃追剿；大军团团围住，一步一步往里逼，终于破了山寨。石士宝等四人下落不明，有的说死在乱军之中；有的说是突围逃往陕甘一带，不知所终。现在开香堂，门外左右设两炉香，右面一炉供“老官”，就是船上的舵工；行船安危，“老官”的关系极大，这一炉香，有崇功报德之意。另外一炉香，供的就是石、朱、黄。刘四人；帮中一辈，数典忘祖，只知道供的是“门外小爷”，不知有此渊源。
有人说“门外小爷”是潘祖的书憧，那是误会。潘祖的书债，帮中称“姚小祖”，单名一个发字，也是杭州人；生来聪明伶俐，事主忠诚，潘祖爱之如子，因而也收为徒弟，法号文铨，在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称为“守座弟子”——此人在帮中有特权；潘祖曾将编余的粮船一百六十四只半，赏给姚发，随帮贩运香末杂货，自此留下半帮的名目。半帮船又名“随运尾帮船”，大多是粮帮中最“吃得开”的人假借势力，贩运京广杂货，北去运南货，“口空”运京货；绍兴酒在京里称为“南酒”，大部分就是半帮船运了去的。“小爷”为何在“门外”受香火？这就涉及清帮的家法了。当潘祖组织八省粮船之初；内求和衷共济，外以对抗旗人，全凭诚信二字，讲究用“孝顺父母、热心做事、尊敬长上、兄宽弟忍、夫妇和顺、和睦乡里、交友有信、正心修身、时行方便、济老怜贫”这“十要”来感化帮中弟兄；所以虽有家法，只存名目。但石士宝杀人犯法，不比帮内的纠纷，可以用言语来“摆平”；势必要牵涉到官府。
那时的浙江巡抚叫李卫，对于维持治安是一把好手，深得雍正的信任，特旨准他可以越境捕盗；因而可想而知，石士宝杀人一案，他本人虽已逃走，但必为帮中带来极大的麻烦。以后杀官造反，成为叛逆，连累帮中，更不待言——全帮一百二十八帮半，唯有“杭海一帮”失传，实际上成为一百二十七帮半；这失传的一帮，很可能就是石士宝“当家”的那一帮，被迫解散归并之故。
因此，潘祖订定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借以保障帮规。开香堂、请家法，“执刑”已毕，念的四句词是：“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所谓“上铁锚”就是以家法处死；而十大条家法，第一条就是针对石士宝所犯的“叛逆”罪。然而，这条条文，与以下的九条，措词不同。第二条到第十条，都是一开头就写明罪名，如“初次忤逆双亲者”如何如何。大致“初次声斥”，“重则请家法责打”；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或胸前烧出罪状，如“不孝”、“强夺”等等，斥革出帮。
唯有这第一条，写下的是：“初次犯了帮规，轻则声斥；重则得请家法处治。如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犯规’二字，斥革。如犯叛逆罪者，捆在铁锚上烧死。”
叛逆是何等大罪？不立专条，而轻描淡写，只在第一条中，附带提一笔，似乎不妥。其实是煞费苦心，极有学问的做法；因为家法到底不比国法，何能开宗明义，就讲叛逆罪？果然如此，倒像是清帮中专出叛逆；所以首申告诫。
再说，叛逆是灭族的罪名，又何得用私刑处死？如列专条，根本不通。像这样写法，表示叛逆亦犯帮规；犯了其他帮规，轻则声斥，重则斥革，只因叛逆罪情节特重，所以捆在铁锚上烧死。
帮规跟家法一样，亦是十条，称为“十大帮规”，第一条叫做“不准欺师灭祖”；所谓“灭祖”，就是遇到有关系出入的当儿，因为某种顾虑，否认为帮中弟子、安清的说法是“准充不准赖”，定此规矩，亦有深意，冒充安清，则必弄假成真，帮中势力，逐渐增加；如果准赖，那就越赖越少，总有一天赖得光光，全帮在无形中解体。所以十大帮规，第一条就讲究根本。犯这一条的，视情节轻重，重亦可以处死。
第二条叫做“不准藐视前人”；帮中长辈，称为前人。前人有穷有富，有贵有贱。漕、河两路的武官，人帮的很多，往往士兵辈分大，官长辈分小，在官场中，“做此官，行此礼”，没有话说：私底下就得在帮叙帮，先进也门为大，不准藐视。
第三条叫做“不准爬灰倒笼”；此处爬灰不做“新台之丑”解，而是泄漏自己人的机密，卖帮求荣。这一条跟第四条一样，处置极重，犯者难逃性命。
第四条叫做“不准奸盗邪淫”，重在“奸淫”二字；因为安清弟兄，一年至少有半年在粮船上，深闺少妇不耐寂寞，而平日所见到的男子，除了至亲以外，就是帮中弟兄，极易勾搭成奸。为防微杜渐，这一条悬为厉禁，犯者甚至可以活埋。
第五条叫做“不准江湖乱道”，这亦是怕泄帮中秘密之意。
第六条跟第九条相仿：“不准引法代跳”：“不准以卑为尊”。犯此两条的，大致是无论在帮中，在社会上，都已有了相当地位，而字派太低。不甘做低服小，屈居人下；或嫌前人声望不够，有失自己的面子，因而托人引进，转投他师。这在本人，就是“以卑为尊”；在引进者就是“引法代跳”，犯者都应重责斥革，通知各帮，不准再收——斥革之先，要用定香，在臂上或胸前烧出所犯是何帮规、家法的字样，一作用就在“共弃”。
第七条叫做“不准扰乱帮规”，是指不遵帮规行事，不受前人教训，忘却开香堂时所“慈悲”的五个字而言——这五个字，名为“敬求吃学怕”，各有说法。
五字之下，又各有五字：敬的是天地君亲师；求的是四季平安福；吃的是金木水火土；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怕的是生老病死苦。此为帮中师弟相传做人的道理。
第九条是十大帮规中最重要的一条。至于第十条“不准欺师凌弱”，不过凑数；清帮各种戒条，都成整数，如“十禁”、“十戒”、“十要”、“传道十条”，都不免迁就硬凑。
这第九条叫做“不准开闸流水”意思跟“不准爬灰倒笼”差不多，但前者的情况，比后者严重得多。“爬灰倒笼”意指为了个人私利，做出有伤道义的行为，受害的不过一二弟兄：“开闸放水”则可淹没他人大片田地家产，为祸甚烈。
然则如何才谓之“开闸放水”？何以为祸甚烈？这就因为清帮最初确有反清复明的痕迹：第一，家庙二门的横匾：“正大光明”；大内乾清宫的匾额，就是这四个字，用在此处，不伦不类，而且犯忌，原来其中另有说法。这四个字下还有一行：“灭清复土”，以“正”为一“征”，上下连读，就变成“征灭大清，光复明土。”
第二，二门的对联，叫做“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这红、白、青“三教”实在就是洪门、白莲教、清帮。洪门公所称为“红花亭”；其义甚明；白藕之为白莲，更不待言；青荷叶的青，点出清帮。三教一家，宗旨相同；而家庙所藏潘祖遗像，挺立荷花池旁，亦见得红花白藕青荷，在清帮中隐寓着重大的意义。
第三，清帮开香堂供祖，神牌共列十七祖，因为假托佛教，所以始自达摩，迄于王降祖；据说这也是掩人耳目之计，其实供的十七祖，乃是明朝自太祖高皇帝以至南明的福王，连建文帝及景宗在内共十七帝。
第四，粮船旗号，多以葫芦为记；葫芦谐音胡虏。
第五，开香堂禁用清朝服饰。马褂、坎肩、腰带，都是满洲人带来的“胡服”，进香堂之前，一律解除；同时须将长袍襟钮解开，衣襟尖角反折向内，略带明朝“海青”的式样。辫子当然也要解开，披发在后；如果时间匆促，亦须将辫子移在胸前。这与潘祖的遗像，长袍大袖，“上怀不纽，下怀不扣，右手自握发辫”的情状是相符的。
第六，帮中有各种歌词，尤其在开香堂时，随处都听得见七字歌谣，如整衣歌。“衣冠不敢忘前朝，仪注相传教尔曹；今日整襟来拜祖，何时重见汉宫袍？”故国之思，彰明较着；这也就是开大香堂，不准外人进入的主要原因。
第七，清帮弟子，不收剃头这一行。这一条不成文的戒律，最值得注意。清初为了剃发，不知死了多少人；顺治二年六月，有一道诏命。说是汉人如果不跟满洲人一样，剃发留辫，“不几为异国之人乎？”因而限期剃完，“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这道诏命，是摄政王多尔衮受了一个人的煽动，所作的断然处置。当清兵刚刚入关，衣服鞋帽，仍沿明制；前朝的降臣，还是头发束在头顶心，用簪子扣住，加上“进贤冠”；穿的也还是宽袖长袍。朝廷之上，满人一班、汉人一班，服饰不同，径渭分明，原也相安无事；不料有个无耻的山东人，出了花样。
这个人叫孙之獬，原是明朝的进士；为了求富贵。媚新主，首先剃发改装，换成满人服饰。汉班看他服饰不同，羞与为伍，推他人满班；满班看他是假旗人，不屑与之同列。这样推来推去，变成俗话所说的“狗不理”了。孙之獬羞愤交加，便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仍其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衰原想让降臣改服饰，但恐阻力大大，不便开口，难得孙之獬有此一奏，大为赞叹：“想不到降臣中，还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因而下了削发的诏命。
诏令中的限期极严，“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同时声明：“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换句话说，剃发与否，即是顺道之辨；因而又有两句惊心动魄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事实上雷厉风行，绝无例外，甚至衍圣公亦应照办不误。
阙里的地方官，照定制必由孔家族人担任，当时的曲阜知县叫孔文讠票，特为上了一个奏折：“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贤起而羽翼。礼之大者，莫要于冠发，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适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推圣裁。”这篇文章做得很典雅，说得也很委婉，一则表示三千年来衣冠未改，不是有意反抗新朝；再则陈明先遵功令，再请示应否蓄发？只是“以复先世衣冠”这句话，措词正好触犯忌讳，因此，孔文讠票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讠票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对之时者，似此违制，有抬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这是孔文讠票沾了孔门后裔的光。在东南一带，明末因受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