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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最多且大，五色俱备，顶上俱有铁枪头。每十人中八人执旗，二人执鸟枪或洋炮。用铜帽子不用火绳者，夷人所卖也。
水路来往，船上间有水炮，旱路走者无之。
贼犯上海，掳得夷人之物，曰“发洋财”。
贼之掳人，以麻绳穿辫根牵之以走，掳至贼馆，不得外出，夜间以麻绳缚住手足，数日方免。
城中修造改作，用水作、木作及杂作者，俱令伪乡官雇之。城门上进出，皆于面上打一图记，以为识认，或向贼馆中取一伪凭，曰“飞纸”。
土人携家眷什物而避难者，恐途中被扰，向伪乡官取一伪凭，曰“路凭”。
土人中不得剃发，而商贾有往上海、通州、海门去者，不能不剃。至从上海、通州、海门归者，短发又不便，因有向贼中说明缘故，而取伪凭为据者，曰“剃头凭”。
贼中铸炮，将在城与各乡庙宇中之铁香炉、铁烛筌（签）及钟、磬等物，搜括无遗。
画轴楹联，贼所不取，故毁坏甚多。闻贼馆中有以人家挽联悬挂者，不知何意，或谓挽联上有大人二字者最多，取意在此，可笑极矣。
贼之初至也，令人家门上贴一顺字，以为彼之顺民也，各乡镇亦间有贴者。
取年久墙砖，令人敲细成末，吊出墙硝，以充火药之用。乡镇上亦间有夺民房而作吊硝处者，曰“吊硝馆”。
吊硝每以大树及房屋中之大梁、大柱烧之，所以山木及大屋也毁去甚多。
常令伪乡官每图解稻柴灰数十担，亦以充火药之用。又令每图解树柴数十担，以为煮饭之用。
甘心作贼，类皆无赖下流罔命之徒。盖良善被掳，迫于势之无如何耳，断不以杀人放火为快事，且常存逃避之心。唯罔命者逞其所欲为，方视为得志之秋，所以愈凶恶愈得用。为伪王及大头目者，皆此等也。其中监囚甚多，缘贼陷一城，即将监囚放出，即用为头目故也。其余乞丐盗贼九流三教无不容之，故贼在馆中或在各乡镇，有时端坐椅中，忽然两足盘于椅下，忽然跳立椅上，丑形毕露，盖其本相固然也。
贼中作伪文书、伪札、伪示者，待之如幕宾，称之曰“先生”，出亦乘轿，亦有小贼服事者。
贼虽凶恶，而亦时时虑人，如在乡镇，日间无单身远行，夜间宿贼馆中，必群贼同睡一处，闻警无不逃避，亦知积怨于人者不浅也。
其抗拒官兵也，败不相救，甚有无故而自相践踏者，所以不难扑灭也。
贼中送礼，各物俱排设桌上，活猪、活羊亦然，小贼以竹杠舁之。
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间有乘马者，亦有小女子服事如婢女然。
城上俱拆民房遍盖之，以蔽风雨，曰“走马台”。
城中民房，小者皆作柴料，大屋为贼馆者尚可，然伤于投诚后者亦不少，其余皆墙倾壁坏，门窗板壁拆毁无遗，甚至拆去楼板，而搁栅亦皆截去。
贼将房屋改作及拆彼造此者甚多，如钱贼之馆在陈家巷杨砚芬家，将对面民房拆去，改造照墙；又将后面民房拆去，改造花园，将常熟城隍神庙花园中之亭台楼阁移去。又陈家巷庆顺典当厅场上添造房屋一所，诸如此类，不可胜记。
衙门官舍，若常熟县衙仅存头门及大堂，昭文县衙仅存头门，道辕及游文书院唯瓦砾而已。文、武庙及两邑城隍庙尚可。忠孝祠、杨公祠、范公祠、安济堂俱毁。节孝祠、于公祠尚可。文庙大成殿拆为平地，今圣位（孔夫子牌位）暂供明伦堂上。文庙大成殿、崇圣祠两庑俱无，唯存明伦堂、尊经阁及斋房。
庵观寺院，若城中之致道观、致和观、慧日寺、方塔寺、白衣庵，及城外之破山寺、三峰寺、维摩寺、拂水寺、龙殿、小云栖寺、普福寺、普仁寺、资福寺、接待寺、新塔寺，毁坏甚多，间有存者，唯破屋数间而已。在各乡镇者亦有毁坏，然较之在城附郭，则大相悬矣。
贼有伪令，众贼皆听贼目之指挥，有不听伪令而适被贼目知觉者必杀，曰“犯令”。杀后将首级挂竹杠上，以黄纸书伪示，使二贼扛首级，一贼鸣锣，一贼读伪示，呼于贼众中，以为榜样，曰“喊令”。
贼之调出别处去，曰“出师”。在路上行时，旗帜皆卷。如贼目有伪令，使众贼掳掠乡村，则旗帜皆放开，狂奔尽起，故土人见贼过，以旗之卷与不卷，卜其掳掠与否也。
凡贼掳得衣服器用归，或在城外，或在乡镇，廉其值以卖，贪利土人每买之，而互相贩卖者，曰“先锋货”。日后仍被掳去，屡试而不一悟，甚有付钱而不得取物者，何其愚乎。
附二：《贼情汇纂》
（说明，这是清朝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的印章、朝仪、服饰、仪卫、称呼、饮食等内容。观林林总总的太平天国的这些荒唐作为，大可发现这个政权的性质和政体仍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翻版。他们的礼仪繁琐森然，贵贱尊卑比清朝官府还严，世袭特权远远超过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其中对太平军的一些细节描述，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这个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
伪 印
贼众皆乡愚市侩，多不识字，安知篆文，故所刻伪印皆宋字正书，四面刻阳文云龙边，留正中一行另镌一线边，刻伪官衔于其中，并无印信关防字样。伪王皆金印。伪天王印八寸见方，四面云龙，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镌一金字，右首角上镌一玺字。左首边上刻“奉天诛妖”四字，右首边上刻“斩邪留正”四字，然非紧要诏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见方一印，四面龙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伪奏章及各伪书皆钤之。伪东王伪西王印，长六寸六分，阔三寸三分，亦云龙边。如杨秀清印，中一行刻“太平天国”四字，下忽双行以“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为一行，“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为一行，下接“杨秀清”三字居中。萧逆印伪衔亦双行并列。伪南王、伪北王印，字则单行居中。伪燕王、豫王印，伪侯印字，字皆单行，然必系以姓名，如“太平天国燕王秦曰（日）纲”“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陈承瑢”之类。伪东王对伪燕王印，长各递减二分，阔递减一分，伪侯印长减四分，阔减二分。
伪王侯印凡笔画粗肥之处，皆中空如飞白体。伪侯、伪天官正丞相银印，以下皆木印。伪丞相印长五寸，阔二寸五分，以次至两司马，每降一等减长二分半，其阔皆对折，如伪指挥印长四寸五分，阔二寸二分半，是也。凡金银印，其质皆极薄，金印则金匣、金匙钥，银印则银匣、银匙钥。自丞相至两司马印，中一行但刻伪衔，不系姓名。伪衔甚多，各举一以概其余：如伪丞相则刻“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各伪衔皆首缀“太平天国”四字，并改“国”为“囯”。凡伪印皆同，后不复叙。伪检点则刻殿左殿右几检点，指挥则刻殿左殿右几指挥，将军则刻炎一正将军，总制则刻金一总制，监军则刻木正木一甲一监军，军帅则刻中一军军帅，师帅刻中一军中营师帅，旅帅则刻前一军前营前旅帅，卒长则刻前一军前营前前一卒长，两司马则刻前一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其余杂职及各典官，职同何官，印之长阔即同何官。伪典官极多，已详伪官制门内。如某军正典圣粮、某军副典硝之类，各伪印皆刻伪衔，别无暗记。伪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伪天王印龙凤双纽，伪王印龙纽，伪侯印象纽，伪丞相印麟纽，皆有人见过。丞相以下亦分狮、豹、熊、虎诸纽为等差，会见伪奏章议定。
然各木印至今并未刻纽，并无直纽，伪国宗提督军务印仅用银包而已。贼中制度标新立异，朝更夕改，繁冗太甚，故群下亦不甚遵。溯立伪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为之创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标签，丑俗已极，尤不值一笑也。
……
伪朝仪
逆贼无参拜揖让之仪，凡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虽贼礼拜敬天父，群下朝洪逆，亦止长跪，其余伪官互见平行，并无礼节。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后仍杂坐谐谑。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让坐、奉茶而已。贼知粗鄙人绳以礼法，则手足无措，故简略之，使其易知易从耳。
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近则洪杨诸贼深居不出，妄拟垂拱而治，必有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如杨逆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届时杨逆率各伪官毕集，舆马填塞街市，伪天朝门洞开，大门外立伪引赞官，传呼各官进，唯杨、韦、石、秦各剧贼得进见，虽宠任如伪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伪侯以次俱排列于大门内，引赞官呼跪，则皆跪，左右史跪于阶下，侍臣递茶，伪通赞官呼曰：“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则众伪官如仪起立。少顷，杨贼白事毕，出则转身向内而立，各伪官皆跪其后，又呼万岁者三，然后掩门而散。他如生子弥月等喜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也。寻常礼拜日，群下唯具本请安而已。杨、韦、石各伪王亦自有受贺之仪，杨逆则自韦、石以下皆朝之，余伪王唯本府属官朝之，然亦不常见。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凡有令则交佐天侯传至检点林锡保、胡海隆处，各伪官日至检点衙听令，虽佐天侯等有时燕见，一月之间亦不过二三次。其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
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伪服饰
贼由粤西至长沙，尚皆布衣蓝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杨秀清等，亦止红袍红风帽而已。打仗前则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故掳来之人，无论士农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袜，唯以包巾分别新旧与尊卑。兵及新虏之人皆扎红巾，伪官与老长发则包黄巾，旅帅以下黄布巾，以上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百姓男女概令包蓝布巾。
逮陷武汉，繁华之区，锦绣山积，贼遂户搜刮，所得鲜衣华服貂褕狐裘，虽觉华丽可喜，然多不能辨识。于是有裂妇女红蓝裙裤以帕首者，拆金绣挽袖以系腰者，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镶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锦被面及西洋印花被单裹其首者，青黄红绿，错杂纷披，丑恶之态，难以言喻。掳得貂狐绸缎长衣，必齐腰剪断，改作窄袖小襟短袄，或改对襟坎肩，以数疋红绿绸缠于腰际，带头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则着诸贴体，海龙紫貂之袖，则用以抹桌。
粤西女子双足如漆，多有不着鞋袜不着裙者，插戴满头珠翠，压首难胜，披裹数重绫绢，怀挟叠叠金银，形同孕腹。
掳得幼童貌者，伪官得之，谓之“公子”，众贼得之，谓之“老弟”，周身皆着花绣，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镯指环及荷囊扇袋之类，悬带于腰项襟袖之间，行动则金玉撞击，铿锵有声，且使之颠狂跳掷，以为笑乐。
时当雪后泥淖，以被褥帐幔之属，铺垫通衢。其单夹纱罗衣衫一时无用，则各伪府用以铺地，往来践踏，略不顾惜。鞋帽领袖并剪剩半截衣，及一切铜锡磁器，随处抛弃，填塞沟池巷道几满。然其时伪职尚少，唯以风帽分别职级，无职老贼并无风帽，伪王亲戚戴全红风帽，其余伪官皆红风帽，以黄边宽狭定官职之大小。另用白绫一小块，或写或绣，揭其官衔，如正将军或副将军三字，标于帽额正中。贼目风帽遂改用全黄，如洪、杨各伪王则戴绣龙黄风帽于内，上戴龙凤金冠，全掳戏班行头，以为伪服。如黄龙袍龙帽，则伪王分用，红袍紫袍金盔，则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盖彼时尚无金绣诸匠作为之执役也。
由武昌下窜，船只多载妇女，群贼皆各携刀械陆行。始爱衣饰华美，尽数背负，既而力不能胜，则沿途抛掷，久之身着重裘过燠，汗出力绵，举前截改之短衣一并撩弃。贼过之后，衣衫被褥狼藉原野，如此暴殄，实旷古所无。
迨至江宁，乃锦绣缎疋出产之区，其繁华更胜于湖北。贼于是又变易其服饰，更张其伪制，平时戴风帽者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