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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闻，清廷震悼，赠总督，谥“忠烈”。
由此，安徽22个州县，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成为南京以西有力的保卫屏障。
中途又遇新障碍——长沙城下遭败绩
石祥祯与韦志俊所率的另外一支西征军，在西上湖北的途中进展顺利。特别是田家镇一战，他们大败清军，接连攻占黄州、汉口、汉阳，此乃1853年10月底的事情。不久，由于扬州方面吃紧，杨秀清立召这支西征军回援。石祥祯协助秦日纲，韦志俊帮助赖汉英，分军在扬州、庐州等地作战。事毕后，这一支西征军重新配备人马，集军四万，重又掉头西征。
1854年2月12日，西征太平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以人海战术拼命冲击清军大营。寡不敌众之下，清军大溃，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湖自杀。
吴文镕不简单，此人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出身。道光十九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福建巡抚，曾与总督邓廷桢在沿海抗击英国入侵，劳苦功高。此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由于吴文镕有“剿贼”经验，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当时，西征太平军正围攻武昌。满洲巡抚崇纶想逃脱，想以驻营城外为藉口，带部队护送他遁走。吴文镕不同意，誓以死守。不久，西征军被杨秀清召回，武昌围解。
巡抚崇纶很恨吴文镕，上书劾奏他“闭城坐守”，逼他出武昌驻军黄州。当时，吴文镕已经发信约人夹攻太平军。胡林翼率黔勇、曾国藩率湘军水军正在路上。如果二军毕至，武昌一带清军大出，会剿之下，肯定能打败太平军。
崇纶不听，严逼他出城往黄州与太平军交战。愤懑之下，吴文镕高言：“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一拨接一拨，清军不敌惊溃。吴文镕投塘自杀。
可恨的是，崇纶上奏，报称吴文镕“失踪”，意即寓示吴总督可能逃跑或投降。后来，还是曾国藩在黄州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吴文镕奋勇拒敌死节之事，据实上奏。咸丰帝见奏震怒，下诏逮崇纶入京治罪。身在陕西的崇纶闻讯，慌忙服毒自杀。清廷没再追究，好歹给了这个满清贵族一点面子。
清廷赠吴文镕家骑都尉世职，谥“文节”。曾国藩当时为吴文镕出头，也有私人感情在其中，因为吴文镕是他的“座师”。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京赶考，时为侍郎的吴文镕为主考官之一。所以，当年中举的人，皆认当时的考试“总裁官”为“座师”。
攻破吴文镕之后，西征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继续西上，进入湖南境内。2月27日，克岳州；3月4日，下湘阴；3月7日，占靖港。如此一来，西征军大有占取整个湖南，兜裹两广之势。但是，高兴没多久，太平军遇到了从前没怎么听说也没打过什么交道的武装——湘军。虽然这些湖南士勇衣装配备都很差，战斗力却强，打得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一带节节败退，不得不重回湖北添人添后勤，再重新入湖南攻略。
结果，优势兵力下，曾国藩在岳州不敌太平军，遁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又回到靖港一带。另一支太平军由林绍璋率领，在4月24日直下湘潭，准备合击省城长沙。
亢龙有悔。4月28日、29日、30日，三天之内，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大战十次，均未取胜，最终由攻变守，在湘军水军大炮的轰击下，仓惶逃出了湘潭城。而太平军水军两千多战船也在交战中被烧毁，损失惨重。
此战，曾国藩属于拼死一搏，他本人在4月28日自率水陆两军进攻靖港，大败亏输，曾三次在铜官渚想投水自杀，均为左右从人拦阻。回省城后，受到当地官绅鄙夷，曾国藩更感无脸见人，他自己在妙高峰连夜写好遗书，交待后事，并向皇帝写了“遗折”，准备自杀。恰巧，湘潭捷报传来，一下子让正琢磨怎么个死法的曾国藩欢喜若狂。如果太平军再多坚持一天，估计这位曾爷就在4月30日晚上自挂东南枝了。
得胜有精神。曾国藩稍事休整后，于7月率水陆湘军猛攻岳州，打跑了太平军骁将曾天养。这位“老贼”逃跑途中，在城陵矶遭湘军将领塔齐布迎击，乱中被杀。
湘军越战越勇，水陆大进，在汉阳、汉口大败太平军水军，直逼武昌。武昌在1854年6月26日被太平军陈玉成（时年18岁）等人率众攻克，成为太平天国“天京”的上游重要屏障。愣的就怕不要命的，在湘军强大压力下，武昌太平军不敌，于10月14日自武昌败走。仅仅占领武昌三个多月，此城易手。
由此，太平军只能退守田家镇。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大战十天，最终湘军得胜。太平军大败，数千艘船被焚，伤亡万余人。秦日纲、韦志俊等人节节败退，一直逃到宿松、太湖才得喘息。＇ ｜。＇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军进围九江。
至此，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支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由于先前唐浩明先生首先为曾国藩“翻案”，有关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不少。笔者试图客观、不偏不倚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明日黄花。甭说时光荏苒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退化得厉害。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支“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满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支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兵器”。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錱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