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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腐化堕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从天王、东王两个人大修府第的情况，就可见出一斑：
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稍不遂意，则鞭棰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是以工甫成即毁于火。讵虫蝎之心，冥顽不灵。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唯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其宫殿堂庑，下及厢簃庖煏，无不如是。且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朱书大字，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贼中呼刀曰“云中雪”，忽作歇后隐语，言外必杀也。门之两傍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外用红黄绸绉扎成彩棚，风雨任其淋漓，月余即更换一次。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谢天之所。台傍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此洪逆伪宫之大概也。
伪东王杨秀清至江宁，初据藩署，因有金甲神到处呵叱，不获安居。三日后移至内城将军署，又以逼近东门，唯城外炮子飞入，复移至旱西门黄泥冈，改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为伪府，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以窃夺之物料，威胁之人力，何所顾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惊，以为尊严无比，虽逊于洪逆伪宫，然已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谋己。大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东西设伪宫厅各一，东曰承宣厅，西曰参护厅，并有东殿尚书挂号所。此杨逆伪府之规模也。其伪西王萧朝贵、伪南王冯云山，久经殄灭，今仍列其伪衔，逆属亦有伪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伪北王韦昌辉初至江宁，据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抚伍长华新宅。伪翼王石达开先据故明张侯第，嗣据上江考棚。伪燕王秦日纲据中正街升平桥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谓之伪府。伪西王府门画一龙一凤，与东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伪王，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各伪侯亦画龙虎，而所据之第则又谓之衙。丞相画象，检点、指挥至总制俱画鹿，监军下至两司马则画豹，但监军军帅画豹踏云，师帅至两司马虽亦画豹，则踏山冈，丞相至军帅公堂画龙，师帅至两司马公堂一概画虎。其伪侯、丞相以下分据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房屋殆尽，无不大张旗鼓，粘帖伪衔，互相夸胜。而穷奢极欲，唯洪杨两逆首为最，余皆不逮矣。改妙相庵为伪天朝花园，改惜阴画舍为伪东王别业，独古林庵、随园，杨秀清周览以为朽坏，弃之不用。凡宫殿服饰等差，必由杨贼奏取伪旨，方兴工制造。初贼陷雄郡、省会，必以官廨巨第据为伪府，如洪逆所居则用立匾黄纸朱字大书曰“天朝门”，杨逆曰“东王府”，丞相以下别用黄纸封条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馆，下至两司马皆然。伪王府必用黄纸糊门，上画龙凤，帷幔桌围皆用黄绸绣龙凤，后至江宁则以黄缎糊门。盖地方瘠苦，购买不出，虽帏幔亦用黄纸。总之，贼暴弃天物，有则尽用，无亦迁就，为绸为纸不同，然尚用黄色则一也。若伪王侯对聊，皆黄绫或黄纸朱书，伪检点以下则黄纸黑字，语皆狂悖。（《贼情汇纂》卷６）
早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不少太平军将士公开抱怨：“从前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答应我们到金陵小天堂后，令男女团聚，得成家室，今忽忽三年过去，大家仍无女人，是不是天父诳骗我们？万一士兵逃跑，可能会越跑越多。”
杨秀清听众人如此说，心中也惊，便讲道：“汝辈怎能测天父之高深！时间愈久，天父许赐你们的女人越多，现在你们大家想速配，高职者一人仅得十余妇人，依次递减，可不要到时候又嫌少！”于是，隔了几个时辰，杨秀清就咣当“天父下凡”，“指示”军中速配：丞相可得十二个女人，国宗可得八人，依次递减，兵士也可得配一个女人，原有夫妇可以团聚。太平军在南京城中封闭“女馆”，自十五至五十岁，一个不免，即开列名貌分档注册，然后抽签匹配。仓猝之间，有老夫得少妻的，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配五十老妇人的，都不准更换原配。女馆中的百姓不少人不愿意嫁与这些穷棒子，杨秀清命人挑出几个，当众砍去手足示众，“于是饮泣含冤者不可殚述”。自此以后，女馆为之一空。“在外之贼亦得掠配或竟逼妻，从此，诸贼无不呢少妇，拥多资，为贼酋尽死力，然凶悍之气，亦以此而渐杀焉。”（《金陵兵事汇略》）
生活腐化，自相残杀，坐失重镇，“太平天国”一下子由盛而衰。这还不算完，紧接下来的石达开“出走”，又给太平军一次致命的打击。
“东王”生前身后事
清同治四年，湖广总督官文主修、汉官杜文澜主编的《平定粤匪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杨逆（杨秀清）本名嗣龙，湖南衡州人，其父杨大鹏因传教伏法。杨逆流徙广东，遂为嘉应州（梅州）人。”不仅如此，早些时还有湖南常德一个士绅杨彝珍，他看见太平军在常德附近所贴布告的杨秀清衔名中有“禾乃”二字，便认定“禾乃”二字相合为“秀”，就把被左宗棠压下来的一桩案子重新“翻案”。那么，左宗棠压下的那件“案子”又是如何呢？
咸丰四年，胜保在山东高唐州俘获一名太平军北伐军中的军官，那人供称东王杨秀清是湖南耒阳人，家住耒阳城外西乡三角坪，并说杨秀清之父杨大鹏本来就是朝廷要犯，因抗粮被杀头。胜保不敢怠慢，立刻飞奏朝廷。咸丰帝很上心，送折批于军机处，让人急谕时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彻查。骆秉章便命令属下一名叫张丞实的道员往当地查访。
张丞实查了几天，确实查到有杨大鹏此人，但此人被杀，根本没有儿子。张道员办事认真，却查出另外一个事情：杨大鹏所居三角坪不远处，有个老头名叫梁人泰，其妻姓杨。此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子名梁宗清，小名“禾乃”，生性顽劣，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逃在外，不知所踪。梁人泰听说清政府彻查杨大鹏案件与太平军“东王”的事情后，心里不踏实，怕自己的儿子梁宗清逃出老家后加入“长毛”，姓母姓改名“杨秀清”，立刻自首。梁人泰害怕事发受累，因为根据清律，大逆乃是“族诛”重罪。
张丞实报告上交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为人慎重精细，经过审慎验正和推敲后，以骆秉章名义向清廷秉奏此事原委：
臣前奉谕旨，……当密札署衡永郴桂道张丞实往耒阳县密查逆首杨秀清是否杨大鹏之子，并杨大鹏有无子侄亲属在外年久未归之人，密速禀覆。旋据禀称奉委后遵即驰抵该县，查杨大鹏本姓欧阳，系耒阳西乡哑子山（即瓦子山）人。其弟杨大鸿、杨大鸠与杨大鹏之子石来、二来均已照例缘坐，所抚异姓子钟绍宗当经解省释回归宗。随经确切密查该逆杨大鹏并无子侄亲属在外数年未归之人。往勘该县西乡哑子山系欧阳族人勘居之所，检查谱系，该逆杨大鹏自其本身上三代均系独子单传，该逆始有同胞兄弟，均经查办，并无余孽。差传族长里邻查讯核实谱载相符。又查三角坪在该县北门城外，仅止杨平龙一户在彼居住，父子四人，其子均幼，现在家耕读生理，调核宗谱，并无杨秀清之名，是逆首杨秀清实非杨大鹏之子，确有可信。据该护道禀称离三角坪不远，苏家巷地方有民人梁人泰闻查办严紧，具禀称民现年六十九岁，原娶杨氏，于嘉庆十八年生子宗清，乳名禾乃。杨氏故后，续娶严氏，宗清不听教训，于道光十九年逃去在外，至今杳无音信，恐其流而为匪，恳求关拘究办，以免后累。当询署耒阳县知县张济远，据云该民素称良善，现据该地方保充团长，其子宗清逃去在外，为匪与否实无确据。臣于接到张丞实禀后，复密饬衡阳县教谕吴宏焘就近改装易服潜往该处详细查访。唯逆首杨秀清前据逆犯洪大全供系广东人，湖南屡次生擒匪党有供称该首逆系广西壮人者，亦有供称广东人者。该逆党坚交秘，不但其真实姓名不可得详，即籍贯亦无从指实，要之非杨大鹏之子则断无可疑。至该民人梁人泰之子梁宗清是否流入匪党，尚未可知，安可以影响疑似之谈，遽行提省质问，致无辜枉受株连。拟俟吴宏焘确切查询明白后，再行分别办理。事关重大，臣自当详慎酌办，断不敢掉以轻心，谨据实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也就是说，左宗棠认定，杨秀清不是杨大鹏儿子，也不是梁人泰早年在家惹事后逃跑的儿子梁宗清。这件事，从政府层面，在当时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是，常德士绅杨彝珍深觉左宗棠是故意隐瞒事实，由于他本人有功名在身，是“翰林院庶吉士”，就上书清廷，认定杨秀清就是梁人泰之子。清廷中有人信以为真，下令当地政府毁掘梁人泰家族的祖坟。挖坟就是毁风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常用这招来断绝造反者的“龙脉”，（最显著的就是明末挖掘李自成祖坟）可巧的是，梁人泰祖坟被刨只过了几个月，“天京事变”发生，东王杨秀清被杀。
闻知信息后，杨彝珍认定自己为大清建奇勋一件，深信他一纸奏文毁掘了贼头家祖坟，才使杨秀清断头。洋洋自得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为了详细说明他此诗的背景和功劳，老杨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这位杨爷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E。Reynolds）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