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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第二位（杨秀清）被杀的六周后，第六位（石达开）和他的部分人马进了城，赶往第一位（洪秀全）处，在那里与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相遇。第五位和第七位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第六位（石达开）说：“你们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为我们作战的长发兄弟？难道第二位（杨秀清）和他的几个要员的死还不能使你们满足吗？”第五位（韦昌辉）回答说：“你是贼！”第六位（石达开）回敬道：“你也是贼！我们都是在为同一个事业战斗，因此我们都是贼。”第六位（石达开）接着说：“既然你们已一意孤行到如此地步，你可以自己了结这件事，这与我根本不相干。”当夜，他悄悄地集合了他的部队来到西门，但因未经第五位（韦昌辉）的许可而被拒绝通行。他便杀了门卫，同他的大部分属下出了城。如果那天夜里他没有出城，他就会被斩。不少人也乘机出了城。
第二天早上，全城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每个人都携带着武器。他们四处出动，欲逮捕第六位（石达开），但不能断定他走的是哪条路。他们洗劫了他的住宅，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夜间没有出走的他的所有部下。
第二天一早，第七位（秦日纲）派人来叫我们，我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我们，便打算宁愿越城而逃也不去见他。我们找到我们的翻译，让他向第七位（秦日纲）的一个军官探听找我们的目的——原来他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已出走。
对第二位（杨秀清）追随者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我们估计约有四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丧命。
当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后，第七位（秦日纲）便率领载有15000人的船队溯江行驶到芜湖江岸的新岭山，我们两个人也随同前往。
第七位（秦日纲）奉命回南京。镇江的第二号头领带领500名手下一同前来，他接掌了对整个部队的指挥权。这似乎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不小的牢骚。第七位（秦日纲）当晚就赶往南京。在此之前，我们两名外国人和我们讲葡萄牙语和英语的侍童曾过江，来到第六位（石达开）的营地和堡垒，从其部下那里得知，第七位（秦日纲）因为在南京的暴行，很快将被斩首；他们还相告，第五位（韦昌辉）已被砍了头，如果我们有什么危险，可以过江和他们住在一起。
由于第七位（秦日纲）不在，我们便加入了第六位（石达开）的部队，发现已有一些第七位（秦日纲）的人投奔了第六位（石达开）。我们想亲自面见第六位（石达开），对方便为我们备好轿子。我们走了约40英里来到芜湖，发现那里驻有6万…8万的军队。我们没有见到首领，但他捎口信给我们，表示我们会相安无事，并让他的一个军官照看我们。
我们在芜湖看到第五位（韦昌辉）的一名军官脖子上套着锁链，还看到第五位的首级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它是保存在盐里从南京送来的。此前，在我们离开南京期间，第六位（石达开）曾致书第一位（洪秀全），表示如不处死第五位（韦昌辉），他将率部攻取南京。因担心第六位（石达开）会从琉璃塔方向逼近城垣，并利用琉璃塔作为制高点向城里射击，该塔被下令炸毁。当我们离开南京时，琉璃塔还矗立在那里，当我们回来时却已站立在它的废墟上了。
由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第六位（石达开）便率领所部猛攻南京三天，杀死了第五位（韦昌辉）的官兵500人。攻城未遂后，他将部队撤回到芜湖，不久就收到了第五位（韦昌辉）的人头。我们随同他再次返回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城门像第二位被杀前一样洞开着。
第六位（石达开）对第五（韦昌辉）、第七（秦日纲）和第八位（胡以晃）的死感到满意，但并不准备杀死他们的任何一位手下，仅要求将从他家中抢去的物件（事发于他匆匆离城的那天夜间）归还给他，已抢劫者也不予追究。在我们离开芜湖的好几天前，第六位（石达开）已先行派出600人为他准备住所；然而，在我们到城之前，这些人已抢劫了第五、第七和第八位的住所。我们试图见到第六位（石达开），以领到一些衣服和钱，但未能遂愿，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几位军官便写了一封反映我们请求的信转呈第六位，接着就得到答复，领到了足够的衣服和10吊钱。
第六位（石达开）的地位如今仅次于第一位（洪秀全），他一直深居简出，所有的请示都以书面形式交给他，答谕则贴在他住所外面的墙上，所有的官员第二天早上去看批示。我们曾一次看到50份这样的答谕。
第六位（石达开）让他的侄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统领芜湖和太平府的军队。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就感到南京非常沉闷，此次回来后更感到如此，城内的外观似乎还会变得更糟。但是，中国人是很富有活力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因此，我们想南京会在几周内恢复它从前的生气。
……
对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动。在此后我们外出征战时依旧如此。但当我们回到南京后，他们已恢复了宗教活动，像往常那样举行宗教仪式。我们见到第二位（杨秀清）王府中的500名妇女均被斩首。
我无法说出南京居住着多少人，街道上总是挤满了士兵，尽管已有不少人被杀，却让人觉察不出。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当行走到距离南京大约20英里时，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声，从声音的方向我们推断是在城内（尽管距离太远，我们有可能判断错了），是由第六位（石达开）正欲除掉第一位（洪秀全）而引起的炮击，他们已告诉我们此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天。除非出现纷争，否则城里不会发生炮击。
第一位（洪秀全）的王府前有两尊漂亮的发射12磅炮弹的铜炮，炮身标明马萨诸塞州1855年造，美国橡木制成的炮架，铅色涂抹，配有马来树胶的震垫。我们常被叫去解释撞针的用途。该炮的撞针和其他配件都十分完好。炮塞上的塞圈相当新，表明此前清军极少使用过这两门炮。上海的许多清军对这些炮都很熟悉，叛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它们，并移送到第二位（杨秀清）处。从我们最初进入南京城直到他死去，第二位（杨秀清）一直是该城摄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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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水尽血流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1935年初夏，中央红军疲惫之极的数万将士，在国民政府军队围追堵截中，遁至大渡河畔。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支，河水湍急，两岸群峰夹峙，处处险峻，远远望之便让人不寒而栗。蒋介石先生闻知情实之后，欣喜无限，迅速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四川军阀部队共十余万人，南攻北堵，兴高采烈地向手下人宣称：
“此次誓要朱、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亡，殷鉴不远，距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的时间，仅仅72年而已。
朱德、毛泽东当然不是石达开。这两位，一位是四川仪陇客家人，一位是湖南辣椒汉，他们面临着比当年石达开还要危险的局势。当时山洪爆发，河水汹涌咆哮，大渡河给人插翅难飞的感觉。
朱、毛计奇量大，不拘泥于行军规则，他们指挥中央红军派出少部分军队自安顺场以小船陆续渡河，主力部队不慌不忙沿大渡河自安顺场北上疾走，然后两岸相互声援，强攻400里开外的泸定桥，最终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渡河，成功上演了绝地反击。所有这一切，使得包括蒋委员长在内的时人皆瞠目结舌。
由此，追思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当时他为什么会身陷绝境最终成擒呢？是运气？是决策失误？是诅咒？还是地理因素？
勇悍出柙红虎——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石达开的先祖是广东兴宁县人（兴宁的客家话很拗口，他们说普通话时就可以从其口音中听出），至其高曾祖那一辈，迁至广西桂平白沙。石达开之父石昌辉，再迁移到贵县那帮村。从家庭成分上面讲，石达开应该是“富农”出身。虽然他自称是“耕种为业”，并非表明他本人真的种地干苦活。这和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是一个意思。客家人十分勤快，即使家里有田有地吃穿不愁，石达开少年时仍旧四处贩卖生活用品以及牲畜来挣外快。他还暗中贩卖私盐，赚取银两贴补家用。
洪秀全、冯云山1844年在贵县传道时，石达开年方14岁，已经非常沉迷手中拜上帝会那些免费派发的教义书，埋头苦读“教义”。
于是，凭借家中财力，石达开在村内组织拜上帝会分支机构，招引许多年青人秘密练习武术，附近乡村数百名农民在他的争取下入会。金田团营期间，他率一千多生力军携械赶往金田报到。洪秀全等人见之大喜，不仅让他负责操练士兵，还让他管理拜上帝会的财务。此后，太平军一路杀伐，石达开均身先士卒，出力尤多。在象州击败乌兰泰，在长沙水陆洲大败清政府军，以及日后的武昌、安庆、南京等数次大战，刚刚20岁出头的石达开锐气正盛，有智有勇，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石）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到安徽“诛妖安民”。转年，太平军西征失利，石达开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特别是九江湖口一战大破湘军水师，使得曾国藩差点跳水自杀。屡战屡捷之下，石达开极大拓展了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占领区域，共有八府五十余县落入太平军掌握。1856年，他又回师加入击毁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战果硕硕。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诸将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本人精于谋略，有政治眼光，智在杨秀清之下，勇在萧朝贵之上，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他都有正确的评价和估计。曾国藩讲：“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达开）为最谲。”左宗棠讲：“石逆（达开）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陷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达开）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并且，“石逆（达开）狡悍若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众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也就是说，在精读“教义”和实战之间，到达南京之后的石达开本人能跳出“上帝教”束缚，只把“教义”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绝非盲从盲信，能够因势利导，见人下菜碟，活学活用，所以他的许多政治举措，大得地方民众之心。
以石达开在安徽为例，由于他为人性情较为温和，在当地的政策比起其他地方的太平军来说要温和得多，也很少妄意杀戮。南京方面，洪、杨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财务，一切充公，大搞平均主义。而石达开在安庆等地，仍旧依照清朝旧制收缴田赋，按亩征粮，向牙行课税，不强迫居民男女分馆统一编制。特别可称的是，在稳定当地秩序的同时，他还设置乡官，开科取士，依靠当地人进行有效管理。他广泛搜罗读书人，珍惜人才，把不少人保送到“天京”做官，即使俘获乡勇团练首领也推心置腹加以招降，大有游侠古义之风。在安徽如此，在江西也如此，石达开督劝士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使太平军军用充裕。由于他不强迫把民间财物充公，不扰民，以至于“颂声大起”，各郡县士大夫争相任职，以为“新朝”服务，视太平天国为“真命天子”之出。
但是，也正是石达开在安庆等地大得人心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使得远在天京的杨秀清对他心中更疑，怕他割据一方为大，很快就以“回援天京”为名把他调回。
结果，太平天国全盛之时，“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韦昌辉在天京城内杀得血如潮涌。
拨乱反正统帅——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洪秀全杀掉韦昌辉、秦日纲之后，石达开于1856年底回天京。在众人推戴之下，洪秀全因时就势，封他为“电帅通军主将义王”，由“翼王”而“义王”，威望自可想见。
太平天国高层虽然因内部残杀大伤元气，但当时的全国大形势对太平军来讲非常有利。其一，捻军1855年秋天在安徽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成立“大汉国”；其二，云南回回杜文秀1856年在蒙化造反，攻占大理，成立大元帅府；其三，1855年间贵州苗民、教军、号军到处起事，广东有天地会杀入广西浔州起事，福建也有小刀会和红线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