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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你一条狗命。如此这般，你怎配我跪，好一个不知自重的物件！”
骂毕，陈玉成席地而坐。
胜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自取其辱。
多隆阿闻知此事，幸灾乐祸说：“胜帅真是自寻无趣。如果我是他，绝不与陈玉成相见，待之以宾礼，好好软禁，等北京的圣旨裁处。”
清廷谕令胜保把陈玉成押送北京受审。行至延津，胜保越想越气，加上僧格林沁撺掇，他就在当地凌迟处决了英王陈玉成。
陈玉成此时，年仅26岁。由于他儿童时代以艾草烧炙治病，在眼下各留下一块疤痕（也有说是两块浅紫斑），清军上下称其为“四眼狗”。但这位“四眼狗”英王的俊拔和英勇，着实让清朝将士心服口服。
有关陈玉成被俘后的记载，最详细的出自赵雨村写的《被掳纪略》，此人在咸丰十一年在河南光山被英王部下掳入军中为兵，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人。虽然被迫入太平军，但他本人对英王十分钦佩，记述中写了不少真实的见闻，对陈玉成印象极佳，盛赞这位一身金黄服色胯下骑白龙马的王爷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胜保方面，也有一份简单的《陈玉成自述》，显然是经过他手下书吏的篡改，半真半假：
我系广西梧州府藤县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十四岁从洪秀泉为逆，自广西随至金陵，后历受太平天国指挥、检点、丞相、成天豫、成天燕、成天福、成天安、成天义、前军主将、掌卒（率）、文衡又正总裁等官，加封英王，提掌天朝九门羽林军。
自咸丰四年五月，同韦志俊攻破武昌，回打岳州。五年七月，在湖北德安打破官兵营盘数十座，伤官兵甚多。旋即围攻庐州，复至芜湖解围。又至镇江解围，将吉抚台打败。六年三月，攻破扬州，回至金陵打破长濠，将向军门打败，官兵退守丹阳，我追至丹阳受伤。七年，打破江北地方州县城池甚多，我记不清。
（咸丰）八年将李孟群打败，攻破庐州、天长、盱眙等处。九年，在三河＇镇＇地方，将李续宾打败，攻破江浦、六合、定远等处。十年，攻破金陵长围，将张国梁追至丹阳，落水而亡。其余破黄州、徽州、严州、玉山、随州、无为、浦口等处，我皆在内。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
今因楚军围攻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又因派出扶王陈得才、沃王张乐行并马融和、倪隆淮、范立川等，攻打颍州、新蔡及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因不知颍州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到消息，是以率领全军由庐州北面攻破官营三座，连夜走到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得才、张落刑等分兵扫北，不其中计遭擒。
然非胜帅亦不能收服苗沛霖，若非中苗沛霖之计，亦不能将我擒住也。是天意使我如此，我到今日，无可说了，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
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弥天大罪，刀锯斧砍，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所供是实。
从中可以看出，其中什么“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等语，显然是胜保派人加进去的，但“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至痛之语，却是说到实处。
综观陈玉成一生，对“太平天国”劳苦功高，但最后关键性的安庆保卫战中失误多多。其一，捣溃清军江南大营后，应提军入安徽，不应在江浙作无谓逗留。待安庆清军合围才回皖北，已经大势失控。其二，枞阳一战，本来应该拼死苦攻，陈玉成竟一试而弃，失去自信。其三，舍武汉不打的情况下，他应该集大军全力入安徽，集中精力解安庆之围，却散军于黄州、随州等地，四散分布，削弱了军力。其四，退守庐州后，更不应该遣扶王陈得才等人西征，分军散势，再无重振之理。所以，从战略上讲，陈玉成的安庆指挥犯下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
自安庆失守，庐州失陷，无为州又为清军所攻占，运漕镇、东关镇、和州、西梁山、芜湖、秣陵关等地相继丢失，太平军完全丧失了安徽这一重要的粮食基地和税赋基地，加上当时李秀成短视，只专心一意在苏浙经营，终于让曾国藩实现了他“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目的。
陈玉成之死，象征着太平天国回光返照期的结束。
杀了陈玉成之后，胜保也没活多久。
由于他在对待捻军的问题上与曾国藩、袁甲三等人意见不和，被调入陕西督办军务，与当时的乱回交战。胜保愤极，不仅没有立即听调，还上奏力陈己见，非要留在安徽扶植苗沛霖部团练与汉人巡抚李续宜一较短长。清廷不允，强令他往陕西就任。岂料，行进途中，先前由他招降的黑旗军宋景诗部突然反叛，让他尴尬异常。为了给自己遮羞，他就擅自抽调苗沛霖部入陕相助。由此，胜保倒了大霉。
苗沛霖被清廷派僧格林沁率部队阻于半路。于是，中外交章劾奏，弹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本来，胜保在慈禧清除肃顺的政变中出力极大，但这妇人渐渐看出胜保桀骜难驯，加之暗嫌他与奕䜣走得太近，便下旨把胜保逮至京城治罪，大抄其家。
刑部审问，胜保不服，只承认“携妾随营”一项罪，而那位“妾”，正是陈玉成的美貌妻子。
不久，苗沛霖又反，清廷把罪过全归于胜保，认定他“养痈遗患，挟制朝廷”，判处胜保死刑。
最终，慈禧出面说“好话”，表示说毕竟胜保从前有战功，又是满洲贵人，甭杀头了，“赐”个自尽吧。结果，胜大人只得弄根白帛，把自己嘎叭一声吊成了萨达姆。
其实，苗沛霖在诱赚英王陈玉成后，“个人事业”干得真不错。他在淮北连败数部捻军，洋洋自得。胜保调他去陕西未成遭到逮捕，他本人也连遭清朝地方官员弹劾，手下的团练武装被勒令解散。
苗沛霖当然不干，团练一解散，他再无生存空间和依托。于是，情急之余，只有举兵反清一条路。开始势头看上去不错，苗沛霖攻占凤台、怀远、颍上等地。
僧格林沁自山东忽然回军，把苗沛霖包围在蒙城地区，最终全歼了这支日益强大的、反复多端的地方武装，杀掉了苗沛霖本人及其宗族。
想当初，苗沛霖怀才不遇当穷书生时，曾做《秋霄独坐》一诗，境界疏阔，很有一观：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鸡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误穷经。
日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有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完全抄自这位苗沛霖。但二人的人品，判若云泥——苗沛霖乃一反复多端出卖朋友的小人，谭嗣同是真为国捐躯舍生忘死的君子。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
——为“大清国”个人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
人，在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总喜欢伤怀往事，特别是一帮不大不小的作家，在他们小资情调极浓的随笔里，总是坐在哈德逊河畔、泰晤士河畔、塞纳河河畔、多瑙河河畔以及什么密西西比河河畔，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河边或者幽谷，回忆往事——大都是思念起插队时当牛做马的小县城里丑姑娘红头绳的期盼以及陕北小镇黄土路上吃干粮面朝黄土背朝天下里巴人时期的种种苦楚。当然很少有人在柬埔寨吴哥窟边上印度恒河岸上看着河里漂浮的烧了半截的尸体思古怀今大发幽情。我也未能免俗，想当初24岁第一次出国到北欧，领带倍儿直西装笔挺提着一个紫红色公文包随着几个银行的大行长们倚在风光旖旎的斯德哥尔摩桥栏上十二万分激动地想学作家们抒一把阔后想穷家的乡愁，不料赫尔辛基旧货市场的便宜货比任何好风光都吸引我（当然还有我们）。
所谓成长的过程说穿了就是从信到不信的过程，就是悲哀地发现头发一天比一天稀薄的过程，就是辛酸的精神凌迟过程，就是从一个天真鲁莽的“坏”青年变成一个世故的油腔滑调的老好人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的“历史”过程。成熟，一定会是沉甸甸的。
兄弟我当初在巴黎的时候（此时兄弟我没有一点大、小作家牛×向外宣传我出过国的狂妄与炫耀心情），法国首都一月份冷雨绵绵，站在电影《新桥恋人》中的新桥上，望着桥下浑浊奔涌的塞纳河，我忽然领悟出一种东西——人确实有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才能回首往事，只有在这远离了熟悉环境的地方才能完全放松神经，才能真正地看清自己和过去。
千禧年除夕庆祝活动有150万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挤在香榭里舍和艾菲尔铁塔四周，我总共有三次差点儿被挤死或踩死；用来倒数的电子计时钟两年多一直都在铁塔上闪耀，到最后关头差几个小时却坏了，幸亏烟花还够壮观，让我多喝了好几杯香槟，接着就是庆祝后的后遗症，150万人只有50个流动厕所，香榭里舍大道两边就成了蔚然壮观的露天厕所，兄弟我实在憋不住微醺之中掏出“中国制造”无限陶然地和几个不知从哪国来的洋哥们儿一起贴着个卖杂货的小亭子美美地撒了一泡尿。十几米铁栏以外一排法国警察正面红脖子粗地维持秩序，据说当天法国政府曾警告随地小便会罚三千法郎，但发泄的威力是巨大的，人怎能叫尿憋死，特别是香槟酒形成的下压冲力，法不责众的观念看来洋哥们儿也有，洋姐们儿也岔进香榭里舍大道旁的路边，拐进一个教堂的花园灌木丛齐齐蹲下方便，场面壮观得简直令人浑身发抖。2000年千禧的除夕，巴黎成为一个无比巨大的厕所，成吨的尿液奔涌在无数诗人们讴歌不尽的那么有历史那么活色生香的爱情大道上！
2000年元月２日，我爬上冬天巴黎凯旋门的顶层，很想对过去30年的往事伤怀一把，回国以后也能对周围的阿猫阿狗诉说我彼时豪迈云天的情怀。手搭凉棚四下望，阴霾的巴黎冬天里，香榭里舍在残枯的树枝下破败狭陋，远远不如我们翻新以后的天安门广场壮观。此时此刻肯定也有某个法国小子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搭凉棚四下望，他肯定心中惊诧，妈呀，马可·波罗的黄金国真让人从心底叹为观止，他肯定想不到一个中国哥们儿站在凯旋门上像只泄气的皮球看着法国的衰败。为千禧年庆祝而搭建的一溜儿摩天轮正在大卸八块准备运走，使得巴黎的中央大道很像是法国人刚刚失败的战场，只不过是钢铁轮子冒火的坦克换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游艺摩天轮部件。
千僖年，耶稣诞辰2000年，其实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在1843年对当时落第的洪秀全有意义。其实，耶稣本人对洪秀全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他眼中，耶稣、上帝无非是讲客家话的中国人。
巴黎这个法国都市，是个离开后总会怀念的地方。如果真的冬天在那里，昼短夜长，终日冷雨霏霏，到处鬼头鬼脑的阿拉伯小偷，除了Opera大街稍稍像中国的大购物一条街以外，很多地方破破旧旧，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好的地方。罗浮宫没兴趣总去，蓬皮杜博物馆都是垃圾，枫丹白露太郊区。
无聊之余，我总是逛塞纳河边的大柜旧书摊。一次，忽然发现一本英语的旧书，要知道，傲慢的法国佬牛气冲天，对英语十分抗拒，除了在Bourse de Paris中能和人聊聊英语，也只有在旧书上能看见我那与天津话并驾齐驱的英语了。随便翻了翻，此书乃上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看了几眼，见书上有什么Tai Ping Rebellion等字眼，已经估计是和太平天国有关，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洋枪队”什么的，更没有想到Ward是“华尔”（现在多译为“沃德”或者“华德”）。我去过华尔街多次，理所当然认为华尔的英译应该是Wall（似乎英美人罕有姓Wall的）。很快，我就被书摊上一本法国人画的中国春宫吸引，画作可能成于19世纪，上面用水粉画出梳大辫子的鞑靼爷们纵马飞驰时弄练杂技一样工作娱乐两不误以及外国人遐想出的中国士人在屋内的天地一家春（估计是法国佬抄袭仇十洲的创意）。为了弘扬祖国文化，我忙付了100法郎买了那本旧书。
临走，忽然灵念一动，我想起刚才看到的英文旧书中有“Ever Victoriors Army”的词汇，恍然大悟，是“常胜军”啊，忽然想到，Ward可能就是华尔。于是，80法郎买下。
当时，随便看了看这本书，觉得华尔这个人和从前印象中的“侵略者”“雇佣军”形象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