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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一失，意味着上海地区太平军势力的全面败退，只有嘉定仍在太平军手中，但也只能盘踞固守而已。
1862年秋天，善于利用洋人的李鸿章和华尔细商军事，准备出援浙江。泰记银号等商人对此严重不满，嚷嚷说他们出钱支持常胜军是用来保卫上海的。
富不敌贵，谁又敢招惹李鸿章巡抚呢，商人们只能小圈子里发牢骚大骂而已。
华尔首先派副手福瑞斯特率千余兵士出发，准备进攻余姚和慈溪。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人伯勒东（Brethon）有样学样，在浙江巡抚左宗棠支持下，组成一支中法联军，即日后的“常捷军”。当时这支队伍人很少，仅五百多中国士兵，军官皆为英法等国人。
华尔本人在1862年9月20日抵达宁波附近。他先指挥部队攻克离宁波仅二十多里的余姚，然后追击太平军残军至慈溪。
在慈溪城外，不顾枪林弹雨，华尔似拿破仑一样悠闲站立，口中叼着一支吕宋烟，手舞藤杖，指挥士兵进攻。
忽然之间，华尔高叫一声：“我被打中了！”挣扎几下，摔倒在地。
有关他的受伤，记述多多，有的说是子弹，有的说是枪霰弹炸出的铅块。
华尔受重伤消息传出，常胜军“化悲痛为力量”，奋不顾死硬拼，肉搏攻城，最终杀掉慈溪城内所有的七千多太平军。
子弹（或铅块）从华尔小腹穿入，一直透至其背脊处，把这位东方战神几乎完全打穿。
弥留之际，华尔挣扎着口述遗嘱，交待说他名下近二十万两银元的分配：五万给他的中国妻子杨章妹，其余由他的弟妹平分。
痛苦挣扎十几个小时后，这位美国冒险家终于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一个东方传奇。
华尔死后，其手下军官开始瓜分他的财产，中国政府和他老丈人杨启堂的泰记均不承认欠款和存款，而华尔曾经下大气力用重金从太平军手中赎回的副手福瑞斯特，盗走了他军装口袋中的私人账本，以此向泰记勒索了几万两银子塞进自己的腰包。
美国政府一直就华尔遗产与清政府交涉，均无结果。1894年，大清国重臣李鸿章到纽约访问，华尔弟媳向他索要华尔的遗产，李中堂为了帝国的面子，终于答应“妥善解决”，并最终连续付出了约三十多万美元的巨款给华尔亲属。
华尔父亲死于华尔死后的第三年（1865年），他的妻子杨章妹死于1863年，他的弟弟死于1867年，最终得到华尔遗产最大一笔的是华尔的弟媳。其实，这个女人当时已经再婚，不再是华尔夫人而是亚密登夫人。
虽然华尔的遗产百费周折，但他死后清政府给予了隆重的葬礼，并在松江为他建立专门的纪念祠堂。
全部常胜军士兵穿重孝列队，出席葬礼。在华尔神主牌位的正上面悬一块巨匾，上书“同仇敌忾”，左右一副对联：海外奇男，万里勋名留碧血；云间福地，千秋庙貌表丹心。此情此语，耐人寻味。
华尔祠堂在清朝灭亡后曾经衰败无人打理，一战结束后有一群美国兵崇拜华尔，对祠堂加以修复，自此每年都会有百多名美国人在美国南北战争士兵阵亡纪念日这天到达松江扫墓。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摧毁了祠堂内设施，把建筑物当兵营。日本投降后，美国牧师察看，发现华尔坟墓还在，但周围松柏皆被日本人砍去当烧柴……
至此，笔者交待一下常胜军在华尔死后的情况，主要是讲一讲白齐文和戈登。
华尔死后，其副手白齐文接任“常胜军”统领。此人情商很低，上任后就与李鸿章关系搞僵，并与清将程学启闹出不少矛盾。特别可笑的是，为了士兵的饷银问题，白齐文竟然带了一大队士兵从松江冲到上海泰记，把杨启堂臭揍一顿，抢走一大批银子。
洋民工打老板，这下可让李鸿章抓住了他的大把柄。李巡抚以帝国官员名义，正式派人送文到美国领事馆，要求他们“处理”白齐文。
无奈之余，美国人只得通知白齐文“走人”，因为从名义上讲“常胜军”是大清帝国的“常胜军”。而后，白齐文的位置由英国海军上尉奥伦（Holland）暂代。其实，这也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对在这支军队控制权上的此消彼长。奥伦指挥不力，常胜军在进攻太仓的太平军时一败涂地，于是英国政府下令让英国皇家陆路工程兵的戈登上校接管常胜军。
白齐文被撤职后，怨毒满胸。这位有华尔之勇而无华尔之谋的美国人往北京“诉冤”未果，便在上海招募了外国流氓一百多人，暗中与苏州的太平军慕王谭绍光联系后，出人意料地投靠了太平军。
在这帮洋人帮助下，太平军向驻军于夹浦的戈登常胜军发动猛攻，一时间打得常胜军特别狼狈，只能龟缩死守。
白齐文狂妄之余，与戈登秘密晤谈，提出一个“伟大”计划：二人联手，组织两万兵马，先夺取大城市苏州，把太平军与清军皆清除出去，然后直杀北京，推翻清朝。
戈登本人是个具有良好修养的英国职业军人，当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不久，由于时局变化，首鼠两端的白齐文见势不妙，暗中与戈登联系，表示说他要率那帮洋人脱离太平军。结果，其中一伙洋人先逃，把白齐文卖了，他本人与一些洋人仍在太平军手中。
还是戈登讲义气，送大笔礼物给太平军慕王谭绍光，把白齐文赎出来，送回上海。美国驻上海领事应戈登所请，没有逮捕这个“叛徒”，但警告他立刻从中国滚蛋。
白齐文灰溜溜跑到日本横滨，想介入当地长州藩等日本的内部争斗。不知为什么，1865年，白齐文耐不住对中国的“思慕”，乘船返回上海，继而搭船到厦门，想去漳州与太平天国残军会合。
清朝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人把这个“祸头”加以逮捕，送至福州监禁。美国领事要求福州当局“引渡”他，被清朝政府拒绝，白齐文由福州当局派人押往江苏准备接受审讯。
估计是李鸿章授意，不久美国方面接到报告，说白齐文所乘船在浙江兰溪行驶途中遇风沉没，此人淹死了。
美国领事闻此也大喘一口气，庆幸李大人聪明，总算没再使美中关系因白齐文事件添出新的麻烦。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个“法国佬”（白齐文是法裔美国人）确实是个烫手山芋。
交待完白齐文，再说戈登。
戈登1833年出生。1852年军校毕业后，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由于笃信基督教，从个人品格方面讲，戈登绝对是个“正人君子”。1854年，他曾经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60年到达天津，并在日记中猛烈表达了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行径的不满。华尔死后，他被任命为常胜军的统领。由于他带兵有方，太仓、昆山等地，常胜军与清军并肩作战，多次大胜。
与华尔相同，这位英国绅士临阵指挥时从不带武器，只是手中挥舞一根藤杖；与华尔不同的是，戈登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严刑峻法。时间一久，李鸿章在财政上大感压力，加上戈登对淮军多有指责，李大人在欣赏这个英国佬“高尚情操”的同时，内心十分厌恶他的“不知变通”。
1863年，在常胜军和清军强大压力下，太平军的纳王郜永宽等人在与戈登约降后，杀掉慕王谭绍光，集体向清军投降。
戈登很高兴，入城与纳王等诸王会谈后，劝这些人去见李鸿章正式进行投降仪式。
没料到，李鸿章以纳王等人不剃头、持械以及怕他们诈降为由，把太平军纳王等八个人当场拿下砍了头。李大人这招真毒，背信弃义杀人不说，他一点也不顾及本人仍在苏州城内纳王叔父家作客的戈登死活。
当时苏州城内还有不少武装的太平军士兵，在诸王消息未被证实前，几百名太平军团团包围了戈登。
幸亏戈登身边陪同的中国翻译有智，他对太平军士兵讲情，表示只要留戈登一命，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人的生命安全。经过一番周折，戈登终于脱险。
当他得知太平军几个降王被集体处决的消息，气愤至极，发狂一样寻找李大人，想和对方“决斗”。李鸿章老奸巨猾，想方设法避开戈登不见。
戈登回到常胜军大营，愤怒地表示要解散洋枪队。但英国公使命令他继续任命。
李鸿章认定洋人个个爱钱，上奏皇帝后，赏赐戈登本人“黄马褂”一件，纯金奖牌一大面，白银一万两。
岂料，戈登拒绝受奖，在英方劝说下，最终只勉强接受了奖章和“黄马褂”。从这一点看，戈登和华尔完全是两路人。
从1862年开始，以罗孝全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完全放弃了对“太平天国”教门兄弟的幻想，开始诅咒这些人为“邪恶盗匪”，英国人自咸丰皇帝死后与洋务派首脑恭亲王奕䜣相谈甚欢，更加坚定了站在大清政府一边彻底消灭太平军的立场上来。
接下来，戈登继续率领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金坛一战，他本人腿部中弹受伤，多次险些阵亡。
常州被攻陷后，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以及数千兵将均被杀掉。至此，“常胜军”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真正占有的大城市只有南京，曾氏兄弟不可能让外国佬参与攻占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而分湘军的功劳。
李鸿章方面，更觉常胜军方面的军饷开支浩大，就与英国政府协商解散常胜军。
戈登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以休假为由返回英国。离开之前，他还向英国以及清朝政府建议，一定要在发放大笔赏金后，及时解散常胜军，以免士兵因缺饷叛变或闹事。
1864年6月1日，常胜军的三千多军官和士兵均得到该得的大笔赏金，全军解散，武器归公。至此，常胜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戈登本人，也获清政府赐封“提督”以示荣宠。
临行前，戈登满怀深情地与中国战友作别，表示说：
“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训练有方，贵国自可转弱为强！”
常胜军虽然解散，它对李鸿章的影响无比巨大。因为“常胜军”最精锐的六百人炮队、三百人枪队以及轮机手数十人（包括十多个洋教官）摇身一变加入淮军，李鸿章开始了他“练兵练器”的军队自强之路。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特别是李鸿章看到李秀成部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后，更让他大为震动，深恐洋人为私所使，不断大量向太平军出售新式军火。于是，他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并将军火销售和制造的控制权牢牢握住。
在大量购买、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李鸿章还特别注意练兵，高薪聘用洋教头，从刘铭传的“铭”字营开始，教习洋火器，连西方最先进的32磅、68磅大炸炮也装备于淮军之中，并先后设置“洋炮局”、“炸弹三局”等附属于淮军的专门军械所，土洋并举，力图在军事上自强。
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本为湘军一个附属支系的淮军发展迅速。比如，五百人的一个营级建制，就有枪三百二十杆。同时，淮军共有六个独立炮营，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新式开花炮。与淮军相比，李秀成等人的太平军仅有洋枪，极其缺少洋炮这样的重武器。以此为恃，李鸿章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实现了“用沪平吴”，最终迫使太平军从进攻转为防御。清朝军队重新夺取了苏常财税重地，使天京东南方向完全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
太平军陷入被湘军、淮军夹击的窘境。
1881年，英国殖民地苏丹有伊斯兰教徒马赫迪起义，三年多攻城陷地，直扑首府喀土穆。
英国政府惊惶之余，把1879年已经回国的戈登再任命为苏丹总督，让他重回喀土穆，以求力挽颓势。1884年2月，戈登重返苏丹。仅仅过了一个月，十万马赫迪大军团团包围了喀土穆。经过数月的浴血战斗，缺食少兵的喀土穆终于被马赫迪的伊斯兰军攻陷，戈登勃勃不屈，在总督府持刀力战。最终，数百根伊斯兰长矛，把这位昔日赫赫的常胜军统领钉在了苏丹的红土地上。
闻知戈登死讯，清朝政府当时派人去英国领事馆隆重吊唁。
在我的老家天津，在“金融街”解放北路，现在的市政府大楼处，其原址即为“戈登堂”。
1890年，戈登死后五年，英国租界当局就在当时天津的“维多利亚道”修筑了一座英国中古时期风格的青砖建筑，来纪念他们这位名扬世界的英雄。对于中国清朝政府来讲，戈登不仅帮助过镇压“太平天国”，他还在1880年应李鸿章之邀来过中国，帮助清政府联合英法等国，抵制俄国老毛子的《里瓦几亚条约》，如果这份条约最终签订，新疆大部分就极有可能变成第三个“海参崴”。
在当时，戈登堂为天津最宏伟之建筑，比利顺德大饭店还要高。1976年天津地震时，戈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