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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颇费周章，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副之。几支部队的将士人数多达六万四千四百零二人，戴笠作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但是他想起了和杜月笙的约，因此他便在三月十七日由北平起飞，他要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二百二十二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月笙所熟识的，向为林公馆的常客，如龚仙舫、金玉坡，尤曾与杜月笙多次合作，公谊私交，非常要好。
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当时驾驶员便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不便劝阻，祇好让专机续往南航。到达上海上空，因为实在无法降陆，唯有折向南京，下午一点整，穿云下降，讵料驾驶员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一十七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斯时斯地，斯人之逝，实为国家之大不幸。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杜月笙左右人士至为惊悼，他们迅作决定，由于这个打击对当时的杜月笙来说，未免太大，因而大家相约暂时瞒他一瞒。
然而纸包不住火，接连三天杜月笙发觉随从各人脸色仓皇，神情不定，他一再的追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见他催问得紧，料想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罹难的消息。筱快乐大骂「米蛀虫」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烈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其能发泄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尤能推陈出新，一快人心，一时筱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峯造极。骂到了后来，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的那一段时期，他因为常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以免动辄得咎，因而祇好忍气吞声，旣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筱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排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尚未能适应新潮流，狃不过旧观念，不懂得采取法律途径，更忽视了保障人权，尤其他们「眼高手低」，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他们往年的脾性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故所以，他们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孰料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值巅峯状态，兼以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举动，根本就不摆在心上，「白相人」的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卽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乎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朋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本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俬，尽数捣毁无遗。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旣广且快，杜月笙听说，忧急交并，心知这是一场穷祸，偏是怪罪万墨林不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涉，此时此刻，万墨林决无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而且他应该晓得，打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祇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优予赔偿。
但是事体并不能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部，依据筱快乐所广播「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官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慨，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亟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决非出于万墨林教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杜月笙自从民国四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三十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公馆往外保人，从不曾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眞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当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一力坚持，力排众议，他命万墨林自家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眞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决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东山再起步步为营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不遑思索，一口答应，当时他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五千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余荫，很有点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卽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一仍旧职，却是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五千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已毕，两人又双双展谒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事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家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当时，这几句叮咛，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实在
是语中肯棨，两面都光，他正是藉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特地表明自己遇事不出主张，挂名义当董事长的立场，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同时，也为他自己不过问福澄的业务，预作声明。
不过，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桩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个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的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丬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就要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纺织工业在抗战期间的重要，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加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西北之旅，组织西北毛纺织厂，胜利返沪，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更发起剏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两千零二十六名，此外他也是拥有七七七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所以，杜月笙也算上是纺织业巨子。
民国三十五年秋，
「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大会于上海。这是日趋壮大的我国纺织工业战后一大盛事，自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一百多人。当时我国纺织工业划分为区，如上海一地称为第六区是。各区又有区公会，「联合会」系由各区公会合组而成，其重要性自可想见。
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代表中不乏多年友好，却是不但不能亲往迎迓，略尽地主之谊，连代表们经大会当局安排的各项节目，他也无法参加一次。正在深感抱愧，一日，忽有七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七位访客之中有六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
寒暄之后表明来意，原来这七位纺织代表是代表中的代表，缘由当时国内公营纱厂厂家旣多，代表票数亦伙，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确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使「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推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复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卽已得到官府畀予的若干便利，倘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七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乃以大义相劝，他们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见猎心喜？但是他信心犹未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七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实在是难任繁剧。忠救军交给你指挥
因为要潜入敌后上海，吴绍澍乃又想起了「老夫子」、「师座」杜月笙，还有一位早年在汉口结识的朋友，王新衡曾于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在汉口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上校秘书。杜月笙和王新衡听说吴绍澍肯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很高兴，杜月笙为他作多方面的部署，体贴周到，比杜月笙太太儿女冒险出入沪滨尤且胜过几分。同时，王新衡也欣然应允吴绍澍的请求，介绍吴绍澍谒见军统局局长戴笠。
戴笠听说杜月笙的一个学生子，要到上海去担任三青团书记，从事地下工作，他不惜优礼相加，邀吴绍澍吃饭，为他祖饯，一壮行色，而且席设戴公馆，邀吴绍澍相熟的王新衡作陪。席间，戴老板纯粹是一副自家人姿态，他率直的告诉吴绍澍说：
「你只管放心到上海去，你要晓得，杜先生和我关系不同，我已经下命令给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阮清源，我给你指挥忠义救国军的权力。」
可是，吴绍澍个子虽大，胆子却小，他自潜入上海，便一直匿居租界，轻易不敢外出。三青团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大多由曹俊、王先青等负责执行。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号外一出，吴绍澍便晓得租界不能再作庇护所，他借口转赴重庆向中央述职，旋卽撤离上海，却又不敢眞回重庆去，因此他躲在忠义救国军基地之一的安徽屯溪，直到三十三年秋，方抵重庆大肆活动。而因为协助中央留沪忠贞人士紧急撤退，走避不及，遭受日军或汪伪逮捕的除吴开先进监牢吃过「生活」外，犹有代吴绍澍负责的三青团驻沪重要之士如曹俊、王先青等，数不在少，至于中央委员蒋伯诚，则是在濒临抗战胜利前夕，患高血压而在中风状态之中，因为他的夫人杜丽云外出而被敌伪钉梢，发现秘密庽所，由于风瘫在床、无法移动，逃脱牢狱之灾，而由日本宪兵队一面延医诊治，一面派人日夜监视
向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戴笠，有一次亲访杜月笙于重庆汪山庽所，当时杜月笙手下的三位得意门生，陆京士、朱学范、吴绍澍都因戴笠借将，而为戴老板担任重要工作。两位好友促膝而谈，杜月笙偶然问起这三个人如之何，戴笠坦然答道：
「朱学范浮而不实，弊过于诡；吴绍澍天生反骨，必须随时留心，唯独陆京士有忠义之风，比较可靠。」
戴笠这一段话，杜月笙曾不止一次的对他亲信心腹透露过，戴笠固有知人之明，杜月笙又何尝不阅人多矣，吴绍澍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