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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开始和陆京士通讯，说明他的处境，心情与当时的计划，从香港、西贡到巴黎、伦敦，一路上都有信给陆京士。这位落入共党圈套，不得不毁弃一切，投入魔窟的杜氏爱徒，在这举世瞩目的迢遥旅途之中，诚所谓：「一步一徘徊依依不忍去」，从他对陆京士所吐露的心声，充份显露其内心的矛盾挣扎，煎熬痛苦。朱学范的信中语句，在在流露变节者的深切悲哀。
三月十四日，朱学范再向杜月笙痛陈他的处境险恶，及其内心种种疑惧。杜月笙则百计安慰，仍然叫他回上海。最后朱学范以生命危险为词，坦然说出了：「我没有死的勇气！」使爱他如子的杜月笙听了，也不禁为之怃然，因此，他应允了朱学范的最后要求，让他留在香港，等杜月笙回上海更进一步安排妥当后，再叫他回去。于是朱学范作书覆告陆京士，兹志其原函全文如次：
「京士吾兄：维藩兄带下手示，拜悉一是。师座初来之时（指杜月笙专程赴港），曾提及返沪一点，弟于原则上赞成返沪工作。且此议出自
师座之命，弟当然服从，且弟亦愿意返沪工作。惟事实并非如是简单，第一，弟法院有案，第二，弟将来如何工作？当时李大超兄参加谈话时，弟曾提及许多实际问题。现在政治局面已完全不同，弟返沪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昨日师（指杜月笙）嘱暂时留港。世界工联拟派代表团赴日，弟亦被推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弟曾函外交部特派员及广九总支部，此乃官样文章，于此情形下，政府『当然』不准弟前往参加。
外界谣传以为兄与弟已分裂，实际非然，目的则一，惟所经之道路曲折不同耳。现时弟要提倡的祇有二点，卽民主政治与自由工会，这均在三民主义范围之下之原则，弟为这一种理论而奋鬪。兄于工运努力廿余年，当亦能同情这个工运论调的眞蒂，当然于此时政党纠纷之下，无法开展工作的，弟拟于理论文化上做一些工作。吾兄目前实际困难与环境复杂，弟十分同情与深切了解。吾兄与弟已有二十余年之关系，彼此了解深切，谊同手足，且多在
师座指导之下工作，一切多承关照协助，至为感激，还请
宥谅，专此卽请
台祺弟范上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嫂嫂均此」
在这封信里有一处显著的错误，由此可见朱学范当时的闷瞀忳忳，方寸大乱。那便是当时正三十六年三月，他却写成了三十五年。
投共者的矛盾痛苦
朱学范发出这一封信后，不久杜月笙便遄返上海，再为爱徒连络安排，而朱学范倒也能恪遵师命，在香港等候佳音。直到翌月中旬，滞港将近一月，忽有一日，他坐黄包车由西而东经过皇后大道，突被汽车撞上，使他一觔斗摔下地，稍微受了点伤，于是便由闯祸的将他送进玛丽医院，住院治疗。
时值英国国会访华代表团访问竣事，道出香港返国，他们听说有一中国「民主人士」，在港遭遇神秘车祸，受伤住进医院，因而便手捧鲜花，齐赴玛丽医院慰问。香港各报各通讯社，认为这是很好的政治花边新闻，于是翌日中外各报，纷纷揭载。又演成了一段口耳相传，街谈巷论的「热门消息」。
其实，今日事过境迁，就事论事，益以本文提出的种种证据，可以说明当年各报绘声绘影的「神秘车祸」，政治因素，迫使朱学范投入共党怀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因为，以常识而论，有意撞车杀人，尤其是汽车撞黄包车，在香港皇后大道上，朱学范能够不死，仅受轻伤；在事实上决无可能。其次，倘若此说勉可成立，那么，朱学范四月中旬违背师命，自香港潜赴法国，他一路上写给杜月笙和陆京士的信，百分之百会提起这件「神秘车祸」，而以此作为违命出走的口实。
然而，朱学范自香港而西贡、巴黎、伦敦，一共给杜月笙写了两封信，陆京士则收到四封，除了他在西贡致杜月笙一函，不知散失何方，在其余的六封信里，决无一字一句提到车祸的事。
不仅如此，据朱学范信中直承，他的「不得不走」，系与「外交部施以压力」有关。朱学范在巴黎致其乃师杜月笙函中曾谓：
「……这次在香港，本来不拟来欧，尊（遵）嘱留港，后来自
师座返沪后，香港外交部办事处已在设计吊销生之护照，并要港政府交涉，解送重庆法院归案。生怕港政府挡不住，同时他们（指港府）示意要生卽离港，在这种情形之下，生祇有离开香港到法国。……」
四月十六日，朱学范自西贡致陆京士一函，他在函中劈头便说：
「京士吾兄：本月月初以后，外交部继续施以压力，结果弟不得不走。弟为本身生存，决不愿做无谓牺牲。弟当时没有走的打算，所以这一次很突然苍（仓）卒，而所带的钱祇有几百元美金，这一次出去，是列次最惨的一次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要我走，要我离开，就是身无半文，也得走。……」
在上一封信发出一个半月后，朱学范到了巴黎，又有长信给陆京士，再度追述突然离港的经过，他说：
「……这一次离香港，也是出于突然，我正在外交部办事处接洽赴日本去的事，（在前一封发自西贡的信上，朱学范提到有关于他赴日一事的缘由，原文如下：『……这一次世界工联赴日代表团，弟是代表之一，结果弟未能邀准，无法参加。但是弟决不在报上作一些宣传工作，这无非希望政府对弟有一些谅解，同时也不要使
师座、开公（吴开先）与兄处境太难。结果政府也没有谅解我，逼得弟只有离港赴欧这样与（于）政府没有益处的，而弟更不愿在外面国际上再有什么攻击。但是我到了欧洲不得不说几句话，我不能装哑子。事实上弟不得不走，而心理是矛盾的，但是这是出于被逼，有什么办法呢？……』）后来知道政府要扣留我的护照后，同时向港政府交涉，押送重庆法院。我与律师请教，照贪污的条文可能判十五年到死刑罪名，弟正眞（眞正）贪污可能不判死刑，而因政治关系而加以贪污之名，可能判重刑，一条就是死刑。弟为生存起见不得不避开，弟对于死还没有勇气！所以这一次走实为求生存，弟不愿死，这一点弟求吾兄之谅解弟这样做也许使师座、开公与吾兄更困难，但是弟要求生存，有什么办法呢？弟实内心痛苦得很。」
朱学范口口声声说他是被逼出走，实际上所谓贪污罪可能判死刑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莫名其妙。姑置杜月笙南来所携的保证不论，卽令保证无效，朱学范旣然并未贪污，他怎可能因贪污罪处死？而且以杜月笙十八年来待他之恩泽深厚，杜月笙怎肯拉他往死路上走？
唯一被他指为事实的是「外交部要扣留护照，向港府交涉押解送重庆法院」。实则这两件事依他的说法也是在进行阶段，是否属实，无从求证，而且卽令千眞万确，那么，便在他这同一封信的后段，他竟「为政府打算」，跟陆京士讨论起如何制止如他这种伪代表的办法，眞是匪夷所思，千古奇谭。朱学范这一封信的后半段说：
「我们是好弟兄，好朋友，弟回想过去，吾兄与弟早（朝）夕相见，遇事不论巨细，无不共商，社会上看法，京士学范，都以为一体也。现在到此地步，研究是谁的错呢？也许是我的。这种变化太大了，也许我们将来年纪都大了，头发都白了，吾兄与弟再讨论一次这一次的经过，也许很有意味。
「我这一次出来，于实际上是逼走。现在到了欧洲，不出席会议是不可能，现在我已骑上了马背，一时怎么跳得下来？而况后面还有人用鞭在打，打得我离开香港，打得我去开会，打得我要开口说话，这是何等痛苦与痛心呢！……（原文如此）。
「现在要吊销护照，但是我要一张普通护照，否则我怎样可以旅行呢
「现在政府所提否认代表、押解回国、吊销外交护照三件事，第一第二办不通的，弟为政府打算，徒使国际上办不通，使政府难堪，不如不办。第三点可以办的。在捷京会议中弟当然留心，但是这提案是WFTU（WorldFedertionofTrdeUnion包括英美苏三国的世界职工同盟，极有力量）提出的，我有什么办法？这次派安辅廷当代表又是一个难题。此请
勋安弟范上五月卅日」
在这封信里朱学范自己提供意见，他说：「第三点可以办的」是什么？不正是他再四埋怨「被逼出走」的外交部吊销护照那一着吗？朱学范当时神思之恍惚心情之矛盾，旣可哂而又可怜。
当伪部长还得当班
自食恶果，投身魔窟，那些误投罗网的可怜虫，他们在沉溺之先，其心理状态如何。朱学范在西贡致陆京士的那封信上，尤有这么一段眞情流露的抒写：
「……现在弟犹在做梦，究竟这一个（梦是）什么梦呢？弟深谅解吾兄的苦衷，但是现在弟已经在梦的中途，祇希望这一个梦不是一个太凶恶的结果」
「身在异邦，心系故国」，或可为投共之朱学范当时心情写照。当杜月笙病逝香江，谷正纲挽之以「忠贞足式」，谢冠生挽之以「义比山高」，杜门恒社的忠义精神，卽令甘为共党驱策的叛徒朱学范，也会不知不觉的在作自然流露。譬如他在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卅日自巴黎给陆京士的那一封信上，便曾有这么一段
「……弟到了巴黎，拒绝一切中外记者，也拒绝（到）工会去演讲，因为弟祇好尽我良心上的责任。这种态度，弟也不求政府当局的谅解，他们（是）无法谅解我的。弟深知吾兄为弟事包疵（庇）万分，现在到此地步，请勿再为弟着想，吾兄应该为本身政治前途打算，如果如此，弟还是衷心感激的。」
朱学范离港出走，远赴欧洲，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由于报章腾载，口耳相传，于是昭昭在人耳目。其实呢，朱学范是恍恍惚惚的置身梦境之中，不知所往，频频回首，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他自英伦旅次致函陆京士，向「京士吾兄」一叙离情，朱学范告诉陆京士说：（原文一字不改，因为这是后来贵为共党伪国务院邮电部部长、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伪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伪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伪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学范辞离民主自由世界的最后一函）
「京士吾兄：好久没有写信，至歉。
「人生好象一个梦，自从到了欧洲，于法国留了十几天，就到捷克、日内瓦，现在到了伦敦。
「现在我的问题根本上很难补救，但是我始终留了余地。将来大家还要见面！
「在捷克世界工联会，我没有说什么。同时我待大会开了二天，我就溜到了日内瓦，去参加国劳理事会。这次世界工联友决议案，在我走了以后通过的，而且这是公意。
「我于六月十一日到了日内瓦，出席理事会，十九日开大会，照手续我可以做一些反宣传工作，但是我忍耐着，李平衡兄（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我国政府首席代表）到了以后，我连工人组会议也不出席了。同时我也就离开了日内瓦。
「这次在日内瓦，大家都见了面，我在国外无法不说几句话，我始终是保持沉默，说得很少而且很和平。我这样告诉你，并不是要讨好着你，或者讨什么功劳。我所以不说，我（是）因为感觉着有许多话不应该我说，有许多事我可以不做。现在我无法求当局谅解，我也不可能求当局谅解，现在我要做的说的，完全由于良心上应感。在报上告诉我，我已彼（被）当局通缉，我并不难受，这也是应得的结果。
「在私人方面我始终感觉着我感激你与开公（吴开先），又以开公之热忱爱护，我永不忘的。我到伦敦以后祇有几天，精神很不好，再会！此颂
勋祺弟范上七、七。」
「有许多话不应该我说，有许多事我可以不做。」「现在我无法求当局谅解，我也不可能求当局谅解。」朱学范投共前的矛盾痛苦，在这几句话中表露无遗。马超俊主编的：「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七编页一七○二，「民国三十六年」第五节载称：
「上年（民国三十五年）叛国潜赴香港之朱学范，在港冒设中国劳动协会，彼卽假借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名义，擅自向第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到，自称为中国劳工代表，以与我正式劳工代表安辅廷相争。在国劳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双方争论达两小时之久，经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朱在香港所设之工会，不能代表中国劳工，决议令其退席，并认安辅廷为中国合法劳工代表，出席大会。」
这便是朱学范在日内瓦大捣其乱的经过，他的祸国阴谋不堪一击，「国劳」资格审查会一次辩论，朱学范卽告逐出会外。他在伦敦蛰居一段时期，三十七年春，潜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