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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摆平”这个狼烟四起的世界吗？难道那种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方式，就能从根本上“摆平”并解决它所谓的“文明冲突”吗？难道让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一直处于文明“休克”或者文明脱节之状态，不是一种文明资源的莫大浪费吗？不是对伟大文明的熟视无睹吗？难道在西方文明早已“没落”（斯宾格勒语）起码是止步不前而面临并不断滋生重重危机的当今，不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去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吗？难道美国的单边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与其作为立国之本的权力制衡原则在根本上不是互相冲突吗？难道一个复兴的大国、崛起的大国在历史大舞台上不正是可以作为美国的有效制衡力量，从而与其立国原则与伟大精神恰好能构成真正的契合吗？换言之，难道中国的复兴与崛起不正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美国精神所应该热切期盼和呼唤不已的吗？
大量的事实促使我们可以断言，若撇开中国的有效参与，单凭美国及其为数不多且充满变数的有限盟友，是绝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危及其自身利益与天下利益的层出不穷的问题的。单是美国利用其绝对强势而对除它之外的众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造成的日益巨大的不平等与巨大心理落差——这种不平等至少在70～100年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变——就足以会使美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很难过上真正太平的日子，不管它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都无济于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符合生命存在的精神内蕴的，天渊之别的以致让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都感到彻底绝望的不平等，只会造成一种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仇恨心理，只会一直不断地危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而军事打击不仅不能淡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相反，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只会把问题变得比预料中的不妙更糟。
如果单靠军事打击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军事打击——比如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作为最有效的手段，甚至不惜降低核门槛，而准备采用战术核武器的极端冒险性或者说是毁灭性做法就能够奏效，那么，孙子就不会提出今天在西点军校中备受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智慧，老子也不会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慨叹了，基辛格也不会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了。基辛格的力作《大外交》一书所阐述的核心理念其实是：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的话，那么，外交则是军事的延伸。换言之，军事顶多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手段，或者作为一种桥梁，但军事却绝对不能作为最终手段，当然也不应作为一种首选手段，更不能同时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
故而，文化与精神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终极语言，才能从根本上打造一种长期性的太平盛世，除非有理论认为，太平盛世不利于世界的更新与戏剧进律——这种理论自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可以休矣——否则，一种建立在理想中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给普天下的人都带来福祉——而不是只让千万分之一的人去牢牢垄断着全球财富——的国际新秩序，才应该成为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那么，这种与深深影响美国文明的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新秩序理念，如果没有再次复兴的中国的决定性参与能够真正构建起来吗？也许不能！——想必美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会如是说。
但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有一天—— 一直被主流观点认为，甚至很快——果真真正走向复兴了，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成为了一个拥有全球决定性话语权的大国了，是不是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难以想象的挑战呢？毋庸置疑地，这才是时下美国所普遍忧虑和担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忧虑与担心，对华遏制政策——体现在商贸、人民币汇率、文化输出、对台军售、与日台结为同盟、在地缘战略上不断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从中国的西北以及中国的东北和东南外的第一岛链这东西两线对中国不断进行战略压缩与包围等方面——才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指针。美国的这种担心和忧虑，更多地无非是基于美国自己在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的野蛮表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虽然已告别了“野蛮”而进入了“文明”资本主义阶段，但这种文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另一种文明的野蛮而已，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种“文明”在时时扮演着牛仔的角色！尤其是联系到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在走向崛起的时候，导致相继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12＇，那么，美国担心，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相结合且越来越在消耗并高度依赖海外能源的崛起中的中国，是否会步六十年前的德日之后尘呢？当然，反过来，中国目前的这种实际状况（一种高消耗式的经济模式），若一点也不让国际，尤其是美国忧虑，也是不大现实的。但实际上，在此需要正告美国和世界的是，对崛起之大国——中国——的这种忧虑、担心以及不安，是大可不必的。原因如下：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前者是一种静态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动态型的文明；前者是一种大陆型的文明，而后者则是一种海洋型的文明，这种海洋型的文明一开始便伴随着海盗掠夺以及发展到后来的殖民战争与控制世界的“海权论”国家理念。而相反，曾经拥有世界最大船队与一流水军的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也没有一次是以海上掠夺与殖民战争为目的的；前者是一种儒教型的文明，强调的是一种修身、自律、儒雅、和谐、适度、中庸之道，诉求的是一种礼仪之邦，而后者则是一种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精神的混合体，追求利益、市场、国际贸易、英雄主义、史诗图景，并竭力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与理念去进行一种世界范围的推广，诉求一种普世主义，而这种普世主义经常又会不幸地转化为或演变为另一种东西，那就是帝国主义。当普世主义与帝国主义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地合而为一的时候，每每巨大灾难便降临人间了；前者是一种山水型的文明（当然而今在西方不好的一面的作用下，已几近完全颓变消逝了，但希望尚在），强调的是一种审美性原则，一种诗意性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以及天下万物的共谐共融；而后者则是一种哥特型的文明，这种文明始终罩着一种崇高感、牺牲感、危机感与宿命感，同时，这种文明又时时易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代言人而在人间替天行道、驱邪安良，那么，由此以来，这种文明自始至终便同时也潜藏着并蕴蓄着某种极具危险性的因素。人们不禁要问：每每以上帝代言人而自居的做法，其合法性是什么？是否都经过了理性而广泛的论证？是谁赋予的特权，让某人可以充当上帝代言人，而其他人则不可以？而假如某人或某种力量、集团将自己误判为上帝代言人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怎么办？正是在这种哥特文明因素的作用下，里根政府时期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布什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上一层楼，将“星球大战”计划推向了更高的一个程度，这种推向外层太空的战略计划由于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可怕重压，而足以将地球压扁、压塌：美国的“上帝之棒”天基武器、天基“魔镜”激光和天基电波武器等最新武器系统，已接近全面实战部署阶段。这种武器可以全天候地在45分钟之内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上帝之棒”天基武器的作战原理是从太空投掷钨、钛或铀等技术制成的圆柱体，摧毁目标的速度可达到11587公里/小时，其威力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而且，一旦爆发太空大战，此类武器也会危及到各种卫星，地球“将被自己所制造的战争遗骸所层层包围”，鉴于布什总统即将签署总统令，以使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合法化，加之美航天司令部还宣称“太空是美国理应为之投放武器的最后一个合法边疆”，人们惊呼，一场真正的星球大战，甚至一场宇宙战争正在到来！整个人类文明危在旦夕！
由此可见，美国更应该为之担心和忧虑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其自己；相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较为安分的民族，甚至是一个崇尚“知足长乐”的民族，对世界的领土野心并非为中国所推崇。那么，曾属于中华文明圈，或者说中华文明之子文明的日本文明的侵略性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会不会与上述论断相矛盾呢？不，并不矛盾。不错，日本文明在传统上，尤其是在唐朝时曾受到了中国的极大影响，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之理念的支配下，日本已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了一种西方文明。那时的西方正值野蛮残酷的阶段，列强四海横行无忌的阶段，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直接导致了1894～1895年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也就是说，上升为强国、崛起为大国时所每每伴随着的资源掠夺及侵略战争甚至由此而造成利益不均进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规律，这种分析模式只能应用于西方文明社会，比如英、法、德、意、西、美、普等——当然，发动二战的德国还另有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原因与意识形态原因——或东方的准西方文明存在，比如日本，但这种分析模式绝对不能应用于今日二次复兴中或曰崛起中的中国，若非要坚持这种分析和预测，将是南辕北辙的，只能使分析者和预测者陷入一种庸人自扰的境地。总之，只要西方没有做到全面诱使中国将自己的文化基因化为西方的文化基因，那么，在中华文明精神的沐浴和濡染下，今日中国之崛起就只能是一种和平的崛起，绝不会成为历史上德日的翻版，中国绝不会主动去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兴趣所在，因为中国自身还有一揽子问题，根本无暇去顾及美国的战略利益，除非美国主动挑战到了中国的切身利益——比如中国的内政台海问题——中国才会去回应这种挑战（朝鲜战争既如此）。而且，即便如此，非和平方式也并非中国之首选。故而，对于今日这个崛起之大国，美国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因为中国是微笑着去绽开自己酝酿已久的、辉煌的复兴之梦的！而不是张牙舞爪地去搅乱历史舞台、去到处树敌的。故此，遏制中国的政策是缺乏实际依据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美国需要对它的这一政策尽快做出修正与调整，才是明智之举。
三、深入论述B （VII）
VII 台海风云与历史时空
亘古碧波荡漾、令人浮想联翩的台湾海峡，本来应该是连接两岸心灵的如诗的蓝色旋律的，本来是应该充满诗情画意的，然而，这条海峡却每每为炮火与硝烟所罩满，从16世纪明高宗天启六年开始，葡萄牙、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相继侵占台湾，到后来在1895年后，日本侵占台海并对台湾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条海峡就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直到1949年以后，这条海峡继续在将两岸骨肉同胞一分为二。而今，这条海峡依然在时时呈现着剑拔弩张的危险局面，有时甚至到了一触即发之势（比如，1996年3月的为表达严正立场而进行的特大军演与跨越台岛上空的导弹试射），有时还在其周边发生着不和谐的小插曲（比如，2001年4月的美中撞机事件）。缘何一条弯弯的海峡一直以来每每在泛出着不和谐的画面，甚至有时在扮演着国际战略的焦点、大国对抗的前沿呢？
其实，东西平均宽度不过仅有15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在地图上略大于京津间的距离135公里），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天堑，亘古如此。如果说目前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铁幕的话，那就是横亘在此的、美国的想象中的战略利益与政治利益。一般认为，台湾海峡东边的台湾岛对中国大陆来说，既是屏障，有是锁钥。就是说，如果台湾岛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可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对东南沿海一带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大陆核心经济区与广大富庶之地、人口密集地构成无比有效的天然保护作用，那么，就外部环境来说，中国就能国泰民安；相反地，如果台湾岛被从中国分割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甚至变成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它就由天然屏障而变成了天然锁钥，就可能被对中国充满敌意的国家当作遏制中国的前沿与桥头堡，将对中国大陆的核心区域、中国的心腹——主要指集中在从东南海岸到内陆的约200公里范围内占中国大陆80％以上的经济规模与人口比例的区域带——构成严重威胁，并会对日益依赖于海上运输方能进行能源补给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