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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徐向前和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冲冲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坚强的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实属罕见。
也只有在这一年间和朱德一起走过来的人，才明白朱德为什么流泪。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1）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他取了名、字、号。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书香门第出身的杨开慧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９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开始相爱了。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劳燕纷飞。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这便注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舍！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８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老赤卫队员偷运回家。6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过了十几天，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舍难分，痛哭不已，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那时岸英刚刚7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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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2）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 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判。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６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