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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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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扼倭,将成战事。倭谋自免,必画分中之策,以啖欧人。事变方生,诸老梦梦。公能详陈此情否?洋报电呈,寻而不断,必得共。植、锐。真。”

    此时离《马关条约》在烟台换约只有两天,沈曾植、杨锐请求张之洞再度出面上奏,以能作最后的努力。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杨锐再发电:

    “昨戌刻换约。辽旅全退。法保护台,尚有曲折,须许界务、商务利益,方有济。性恶通内,仇视言官,尤忿三国助华,搅散和局,恐以鼓动各国为谗。前电请公勿争,即是此意。文请假,沈力孤,无大效。公呈未递,承问感悚。月底出京。锐禀。哨。”

    “文”为文廷式,“沈”为沈曾植。杨锐已感到无力来阻止《马关条约》了,于是,他请张之洞不要再争,其拟定的“公呈”(即联名上书)也未递交。

    甲午战争结束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895年8月16日),杨锐发电张之洞:

    “公奏陈九事,上均嘉纳,钞呈西佛。铁路一条,交督办处。余须会议。恭、李惟不以陪都为然。翁并称赞。钱入枢,系慈意。译署电皖,起吴廷芬入都。云阁假将满,请促早回,内意甚盼其来。钝。有。”

    此电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张之洞战后改革奏折在中枢的反映,兼及报告朝廷政情。十月初九日(11月25日),杨又发电:

    “恽崧云见。胡云楣言:津芦铁路须(需)轨万顿(吨),现在开平铁轨系六十榜(磅)者,止用得十数年,若湖北能造八十榜(磅)者,可用卅年,即定购鄂轨。其价每顿(吨)外国值银卅两。钝。青。”

    此电的主要内容涉及到汉阳铁厂的大订单。张之洞收到后即将此电转发给留守武昌的蔡锡勇,并命“此价是否能办?抑须制轨精而价贵者?即酌议复。两江。语。”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96年2月14日),杨又发电:

    “节喜遥贺。赐费感谢。甘处遵送五十金,丁馆询石再禀。现议汇丰借款,八九扣,六厘五费,太吃亏,不日定局。芸子前订奥款,可否电闻,或有补救。钝。萧。”
第34节,
    这一封电报主要是贺节,并报告交办之事。“赐费感谢”一语,很可能即是对杨悦前电即“帅赐三百金,由百川电汇,系作春季用”的回复。(参见前节)

    除了以上这些电报之外,“张之洞档案”中还羼入了李景铭所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一册。该折册中所粘贴的第5件,共有三纸,无抬头,无署名,也无日期,旁有签条“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此是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

    该信由杨锐自分段落,中有缺页,以下照录其内容:

    “前数日,旨赏内监扶掖入内三人,恭邸、高阳及合肥也。高阳公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尤浃洽。此近事之可喜者。闻其每晨入内时,饮烧酒一、二盏。初到直庐,论事最劲直,同列相戒勿与争。迨面奏下,则和易近人,可以商榷矣。内珰辈呼为戆李。然举朝均谅其。无他,不施机械,不似虞山之动辄荆棘也。

    合肥去后,商约交张荫桓办。言路诸臣深虑其不妥,然无敢论之者,以近日传言慈意将召济宁复出,为订商约故也。此事果有,必合肥与李连英所为。渠日盼翻朝局,其党昌言谤及圣躬,有望之不似人君语。真可发指。

    王文韶复奏盛宣怀事,洗刷净尽,且痛加赏誉,谓商、电各局非伊(下有缺页)。

    去,亦怨之次骨,而合肥、济宁又内通珰寺,日谋所以撼之,宜其重干佛怒也。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可畏哉。

    十二日,佛驾幸颐和园。上十五往请安,十七始回。缘十六日赏内外大臣在湖听戏故也。(十七日再赏饭,并派恩佑带领诸臣遍游颐和园)近来两宫礼意甚洽。五日一请安,必晨出晚回,侍膳,听戏,然折奏往往有积压数日不批者,渐不如去年听政之勤也。恭邸于十二日即随往湖,每日赏戏及看烟火,廿后始得归。其所住之园,佛派人先为供张,为立两庖,服物器具,皆须先过目,然后赏用,以黄龙袱罩之。恭邸先有病,在假中,其子瀛贝勒苦劝无出,并求荣禄力阻。恭邸告之曰:佛为我安置如此,虽欲不出,其可得乎?其去也,携花炮值二万金者以往。故近来诸事禀承佛意,无异于醇邸在时也。

    合肥使俄,系出慈命。邵友濂不愿往。公电到,恭邸曰:不知皇上敢向太后说否?高阳曰:有何不敢说?不说,如何办法?胡侍御景桂、丁编修立钧折,请饬勿带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数人。其日有旨赏李经述三品衔,随侍其父前往,盖为沮经方故也。合肥以此与高阳忿争。十三日再折,仍请带李经方去,有云马关之约,系奉朝命,无知之徒,妄生谤议;并臣有难言之隐等语。旨莫能夺也。渠谢出使及伊子三品衔恩,又十三日递折,均未召见。十六日,慈圣召见园中,赏铜器十二件。十八请训,上乃召见。张侍讲百熙有疏纠之,留中。”

    该信所言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前后的朝中政事,揭示了甲午战后的政情变化,由此可知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之后。以下注明其背景。该信虽有缺页,仍依其次序按节介绍。

    该信第一节谈李鸿藻之近况。杨锐深知张、李之关系,此处对李亦多言好话,称其“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恭亲王)尤浃洽”。“内珰”,指太监,珰为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太监,下称“珰寺”亦同。“虞山”,指翁同龢,常熟城西有虞山。

    该信第二节谈李鸿章出使俄国等国后,由张荫桓与日本谈判商约等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清廷下达三道谕旨,派李鸿章出使俄国,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并派前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副使;原由李鸿章主持与日本的商约谈判,改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济宁”,孙毓汶,前节已述,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病获退。杨锐指出,张荫桓本是言路(主要是清流)的攻击对象,然闻慈禧太后有意召回孙毓汶主持对日商约谈判而罢手。杨锐还指出,若孙毓汶果能复出,必是李鸿章与李连英的合谋。
第35节,
    该信第三节谈盛宣怀事。盛本是李鸿章的亲信,主持招商局和电报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盛亦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与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要疆吏拉关系。此节内容虽有中断,但可看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对盛之维护。“商”,招商局,“电”,电报局。

    该信第四节也只是一半,但从内容中仍可看出,是报告慈禧太后下令撤毓庆宫(上书房)之事。“佛”,慈禧太后。前节已述,慈禧太后为削弱翁同龢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第一次下令撤书房,后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第二次撤书房。杨锐对此又称:“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即很可能有对翁更为不利的事件发生。杨锐的这一说法,或许另有听闻。

    该信第五节谈慈禧太后在甲午战后再度享乐欢宴,朝廷政务懈怠等情事。“醇邸在时”,指醇亲王奕譞当政之时,即孙毓汶秉政时期,政务大坏。甲午战争期间,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燃起了朝野的许多希望。杨锐在此信中表示了失望的情绪。相类似的说法,当时还有一些。

    该信第六节谈到李鸿章之出使俄国及其朝廷处理此事之内情。杨锐对此报告甚详,我又查到若干相关的文献及档案,可以验证其情报的准确程度:前节已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使。李鸿章当日上奏请辞,次日旨命驳回。邵奉旨后,以病推辞,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代为电奏,清廷只能同意。“公电到”一语,即指张之洞此电,也可证明此信确实是写给张之洞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谢恩折,附片请以其子李经方随行:

    “臣以衰年远使异域,仰蒙朝廷轸念,特命臣子李经述随侍前往臣子李经述随任读书多年,谨饬自爱,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臣前往,于臣起居动履自能尽心侍奉,惟于应接外事只可借资历练。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合无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并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当日光绪帝并无相关的谕旨下发。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1896年2月21日),清廷明发谕旨:

    “大学士李鸿章奉使遄行,精神强固。惟年逾七旬,远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经述著赏给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正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奏随带人员于式枚等十人、洋员参赞柯乐德等五人,附片请颁布精美礼品:

    “俄、德、法、英四国交谊辑睦,均应有钦颁礼物,由臣赍往致其国君。拟请颁发内库古瓷器、古铜器、玉器各件,以期精美而持久,亦示隆重。可否请旨饬下内务府每样各备四分,臣定于正月二十日出京,并祈克日交臣祗领。”

    光绪帝当日下谕批准。十四日,御史胡景桂上奏“道员马建忠、武(伍)廷方(芳)请勿令随李鸿章出洋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将该片送慈禧太后。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张百熙上奏“请旨切责李鸿章不准携带其子经方为随员折”,光绪帝下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杨锐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尽管在一些细部仍稍有误。

    光绪二十二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除了以上一信外,李宗侗教授于1961年在《大陆杂志》上另发表了一件,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其中一页。李宗侗根据笔迹,认定该信是杨锐所写,并根据该信的内容,认定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或是另又羼入一残件。对于李宗侗称该信作者是杨锐的判断,孔祥吉曾表示怀疑,我可举“张之洞档案”为李说之证。李宗侗发表的该信称:

    “园则以所僦庵(张荫桓为之供具,合肥得处分,颇咎之),内监导之遍游各处,意望得其厚犒”

    “徐用仪到署,行过棋盘街,有人以洋枪轰击不中”

    此为李鸿章游园获咎、徐用仪被枪击两事。“张之洞档案”中有张亲笔所写的电报:

    “京。乔:合肥为游览议处,其中有何情节?慈眷、上眷如何?徐被枪伤后系何故?即复。钝。感。”

    这是张之洞读到杨锐密信后的反应。至于杨锐该密信的内容,李宗侗已写了很好的跋文,我即不再另述。
第36节,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交办了许多事件。从这些亲笔电文中,可以看到杨锐的工作,可以看到张之洞的目光所在,同时也可以曲折地察觉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与内情。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以教士被杀为藉口,强占了胶州湾(今青岛),清朝上下一片震惊。清朝派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交涉,德国提出了交涉条款六条。十一月十六日(19897年12月9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德索六款,惟承办山东全省铁路一条最毒,详见德报,意在占据山东全省,逼畿辅,压扼清淮,引狼入室,不可为国矣。日来闻总署议如何?此条允否?能稍驳改否?圣意如何,当道有何议论,速示。闻条陈甚多,其人为谁?何人最切要?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钝。咸。”

    张之洞此时负责修建芦汉铁路,对铁路事务极为关注。他最为反对的是德国修建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路。在给杨锐的电报中,除了打探消息外,还提出了他的希望“能稍驳改否?”他也听说了京内人士的条陈,急于了解情况。在当时的条陈中,又以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最能打动人心,在京城中甚有影响,杨锐也相当赞赏,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

    “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

    杨可能也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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