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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1937年12月13日，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窜进南京城区，立即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被俘军民被惨杀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2万余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全市建筑被纵火烧毁三分之一，被抢劫财物不计其数，日本军在南京制造出震惊世界的暴行。
67年过去了，金陵耻，今未雪，30万以上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难以安息，20万幸存者的悲愤之情永远也平静不下来。讨回公道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任何犹豫、徘徊、忍辱都是错误的。时隔已有60余年，与日本朝野坚持护卫国耻的现实相反，我虽正义旗帜在手却未能伸张正义，使得国人正当的要求在日本国土上一次又一次败诉。应该用什么适当的言词来论述这种姑息、屈就的实质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态度。
二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认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南京大屠杀作出公正的判决，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认和拥护。而日本国内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和某些政客否认罪恶，妄图翻案。这些右翼势力是从军国主义腐尸上滋生，逐步扩大起的。如今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和许多阁僚都参拜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的亡灵当作“民族英雄”崇拜，顽固地坚持“侵略史观”，否认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和战争中所犯的暴行罪恶。
1986年6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胡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叫嚣：“南京事件纯属捏造”等等。他们歪曲历史事实，反对向被侵略国家道歉，已达到不能容忍程度。右翼势力中还有一些人著书大发谬论，毒害日本青年一代。其中原战犯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3年日本文教社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成中文。以下简称《虚构》）最具有代表性，摈弃历史事实，以虚构写《虚构》，满纸胡言，伪证重叠，影响极坏。
作为幸存者，我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40余载，始终坚持辩证方法，从宏观方向着手，微观方向着眼，纵横有序，前后兼顾，力求全面、深刻。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日之后，我写此专著揭露、批判日本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方方面面的谬论，为我国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和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提供教材。
拙作摈弃了简单的资料组合堆砌法，而采用叙事撰史，以史立论的方法，揭发、论证、批判交替使用，相辅相成，将论证逐步推向前进。《虚构》的要害之一是编造谎言，并用伪证证实。在前几章用一定笔墨批判《虚构》的伪证和田中的侵略史观，随后则从华中方面军的罪恶、亲身经历、文字档案等方面将论证引向深入。有少量资料会在不同章节里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力求叙述完整，防止田中之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我方个别当事人在向日本友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未能将江东门集体大屠杀的事实叙述清楚，致对方写得有某些欠缺。就江东门集体屠杀的人数而言，它不是最大的一次屠杀，其残忍性也是常见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江东门现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田中借题发挥，大肆污蔑，卑鄙无耻地攻击江东门那次集体大屠杀。此次在极其慎重地查证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那段血腥历史的原貌。此外，还有个别地方集体屠杀对象的素源有错位之处，反复论证后也一并予以校正。
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为什么如此顽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呢？我觉得弄清这个根源有必要。为此，研究课题必须向外延伸，解剖东京审判，由此步步深入，弄清楚日本在什么情况下才按《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接受由盟国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从中发现在投降前夕，战犯们反复设计了将来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通过裕仁天皇所拟投降诏书暗中打下思想基础，示意将来“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紧接着分析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现状，发现日本依然保留着战时的政治体制、官僚机构、财政制度、土地法规。战争罪犯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并作为“民族英雄”被崇拜；旧军队的军人享受着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军国主义侵略史观从未遭到彻底批判过，使得日本一直保持并将继续右倾化下去。
二战胜利后第51个年头起，日本又出现“桥本现象”——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向外提出领土扩张的要求，加紧军备，积极向着政治大国地位冲刺，意欲从此摆脱战败国的约束。小泉上台后拒绝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事实向中国进一步道歉，在被日本福岗地方法院判“违宪”的情况下仍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令人愤慨。与此相联系，日本右翼政客企图赖帐，一股脑儿抹掉日本历史上的暴行罪恶，而拒绝认罪、道歉、赔偿。拙作也对日本人民在右翼势力包围中的出路问题作了某些不成熟的探索，并归纳到对后人负责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正题上来。
总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鸣冤，为幸存者讨回公道。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1节 问题的缘起（1）（图）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从8月14日起，日机连续空袭南京。图为日机轰炸南京城。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的同时，日军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到无比深重的灾难。
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其手段而言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纳粹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送进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将人杀死，被害者经历痛苦较短；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外，很多是日军成群地或个别地在屠杀之前对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残酷形状难以用笔墨所形容。这不仅在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里起，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约19万多人，分散屠杀约15万多人，惨遭屠杀的人总数在30万人以上。日军并大肆奸淫妇女，约2万多名7至70岁妇女被强奸、轮奸，一般的都是先奸后杀，惨不忍睹。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被洗劫一空，为了毁灭罪迹，日军随后把房屋纵火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建筑物被付之一炬。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在那场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恶，当时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特别关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议，指责日军的暴行。这要归功于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教授、传教士、摄影师等外国友人。他们利用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有利条件，凭借目睹的真实材料，及时地向本国写出报道，多角度地在报刊上报道了日军烧杀奸掠的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都纷纷向本国发布日军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学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从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要求日军保护难民区内难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及时地编撰出《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38年7月，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斯诺也以《为亚洲而战》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他们（除斯诺外）都以目睹的事实遣责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严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动中的反映。这些外国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公正，一语击中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要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残酷的蹂躏，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难保，危在旦夕，没有从南京发出信息的可能，更没有将日军暴行形成文字的条件，以便及时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他们痛心疾首，忍辱负重，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有朝一日的时机。一些人一经逃出地狱，获得自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随之涌上心头，难忘血债，便找亲人诉说，并以亲身经历或口头宣传，或写报道，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
由于幸存者九死一生，陆陆续续地从敌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身边的人诉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可以断定，这些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口头报道。很多听者心惊肉跳，谈日（军）色变，惶恐不安。由于战乱，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佚名。他对逃出南京而辗转逃到武汉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在《国政与公余》杂志上以《失守后的南京》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杀人、纵火、奸淫、抢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激起抗日军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紧接着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报道：
（1938年3月7日），倾据最近由京抵汉者谈及南京失陷时我军不及撤退，被敌杀者达六、七万之多，全城满是尸体，河渠尽红。无辜平民被杀害者最初日达数千，最近日渐减少。亦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特工人员早已随政府迁都到了汉口，未能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从幸存者口里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报道是不足有余的报道，被屠杀人数之差相距甚大。事实上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谁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材料呢？
由于国外的报纸报道和幸存者从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逐步被舆论界所掌握，在汉口的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相继作了报道，《陷都血泪记》、《陷京三月记》、《敌蹂躏下的南京》、《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血泪话金陵》等等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陆陆续续在抗战区域内出版发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军民进一步认清敌寇的狰狞面目，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报道和用血泪写成的文学也流传到国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