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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时沟里填满了被日本军所杀害中国人的尸体。后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则不容否认。这一点从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那一天手记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遗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47页）
就在汉中门第一次集体屠杀的当天上午，贝茨曾驾驶汽车送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回下关军舰，但在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说那边还正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贝茨说：“我们停止的地方就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这原因。”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尔到了下关，一路之上，尸骸累累，触目惊心，难于描写，令他永不能忘。
《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一书中就15日那天晚上写道：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去当过兵。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他们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地抓去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刑场……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憋得慌。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一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达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怖是残忍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引自《大屠杀》第125至126页）
洞富雄经过全面分析资料后认为：上述所说的日本军从安全区带走了1300名左右难民并加以屠杀，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最初搜查捕杀的便衣兵数字。当时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检证1733）叙述如下：
1937年阴历11月9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近炸坏城墙，侵入城内，逼近难民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他们无视国际道义就开始进行杀戳。凡18岁到40岁的人，一概被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一。被捕的人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扬子江堤岸的各处（宝塔桥、四所村、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约二英里）。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斩尽杀绝。（引自《大屠杀》第126至127页）
这里提到了许多难民被日本军押到下关各地屠杀，那么日本兵在城里还有其他屠杀吗？有！而且很多，非笔墨能够写尽。
日本军出于屠杀的目的，对南京的城里城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凡是他们认为是“中国兵”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兵的人”一律当场或者带到指定地点加以杀害。乔治菲奇是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他就当时在南京看到的情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处死刑。在我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杀谁，就把他拉出去”。（《记录》58号，前引书1，第115页）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2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3）（图）
随军慰安妇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很多人不剪“西装头”而剃光头，是我们的民族习惯而已。勤劳、忠厚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之一。劳动惯了的工人农民的手上哪能没有老茧呢？ 更不幸的是有谁的头被晒黑了而脑门上显出白的额角，这样许多风餐露宿的难民，均被日本军看成是“中国兵”而加以屠杀，而且有时没有明确理由想杀谁就把谁杀害了。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进行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奸或掠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来说，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睹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戳一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记录》59号，前引书1，第153页）
前面曾经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了采访消息，15日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
德丁的报道是否是从个别偶然发生的屠杀中提炼出来，不具普遍性呢？不是的。我们看看《南京安全区档案》中记载些什么？
26年12月15日，在安全区内，有红十字会之卫生队清道夫6人，无故被日军枪杀。
26年12月15日，有一负枪伤之华人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据其述称：当时计有6人被日军由安全区拉出强迫挑运军械，行抵下关突被日军开枪射杀，本人死里逃生。
1937年12月15日，一名有刀伤的男人来到鼓楼医院，述称：他们6名华人被从安全区抓去运弹药到下关，当他们抵达下关时，日军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刺杀，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回到鼓楼。
26年12月15日上午8时，有已入德国籍华人王惠者（译音）被日军多人逮捕，该人出示德国旗竟被日军将旗弃毁，即迫其挑负重担。讵行至九江路，日军忽从背后开枪向其射击，幸未中要害，乃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求治并痛陈悲切。
26年12月15日，有一60岁之华人由其侄伴同逃入安全区，在途中被日军枪杀，其侄则负伤奔至金大医院求治。
1937年12月15日，一男子来到鼓楼医院，他是背着他的60岁叔叔到安全区来的，日军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并打伤了他。
26年12月16日，有日兵多人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14人任意逮捕。
26年12月18日下午4时，在颐和路18号有一日兵向一市民索取香烟，该市民稍事迟疑即被开枪射中头部，生命垂危。
26年12月18日，市民30人遭日军逮捕后音讯杳然。日军并于医院内洗劫财物、金钱、食 米及病人被服400套，当时一人被杀，一妇女被重殴倒地，约20分钟即告毙命。
以上似乎引证多了一点，占据了篇幅。但上述记录充分证明日军随意屠杀市民，而且非常残忍，竟将为其服务者加以杀害。真乃是虎狼心肠，不可近其者也。
外国人之目睹所记录下来的文字篇幅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引用。现在我们转向来看侵略者作为“战功”的记录，并加以分析批判。
田中说：“他为了写《虚构》一书，专门详细查阅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所有报纸的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只言片语。”日本军的实际行动与“三家”报纸有无出入呢？回答是，“三家”报纸和100多名记者、作家、评论家、摄影师随军进入南京城，目睹了日军的部分暴行，却在日军对言论严格管制下无法冲破约束、如实地报道日本军在南京暴行，反而虚假地为皇军“圣战”喝彩。这种虚伪的报道当时就被日军实际行动所彻底揭穿了。
前面我们引用了会攻南京的日本侵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为了回击田中的谬论，我们再引用一次。该日记的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
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另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
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
另一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
中岛明白无误地记下了屠杀的地点、人数和方法。国际法规定屠杀俘虏是犯法行为。日本军却渺视国际法，在南京大批地集体屠杀俘虏，而且很多市民也无辜惨遭屠杀。中岛以为攻陷南京象征着中国亡国，必将像朝鲜和台湾一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如实地记下他的“战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岛日记由他自己掌握，机密性程度极高，是他向军部报告“战绩”的依据，真实可靠。当然，包括三家报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时地看到中岛的《日记》。然而作家、记者和文化人对于日军公开大批处决俘虏、屠杀市民的情况能够一无所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成批的俘虏被处决，对大批市民遭屠杀，作为记者能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这是记者起码的责任。这只说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并有严格规定，对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的暴行一律不准报道。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暴行有损日本的国格和皇军在世界上的名誉，更加不准报道。所有报纸、电台都要回避与中岛《日记》类似的内容。中岛《日记》的重要性不在于第16师团处决了俘虏数量多少，而在彻底暴露了日本军事当局对待中国俘虏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俘虏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3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4）（图）
被俘虏的战士，他的一条腿被小日本吃光了！
佐佐木到一在《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承认，大批处决俘虏和屠杀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当局恐怖政策的应证。书中说：
12月13日，实际上是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佐佐木说的“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杀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1965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该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有关下关的那次大屠杀的情况，他说：
13日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进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原有两艘渡船，因此有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日＇，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8至9页）
关于佐佐木支队在下关的大屠杀，已在《铁证如山》一章中作了详细陈述，这里不再重叙。但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