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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
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
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 年66 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
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 年6 月29 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
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 年7 月24 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
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者
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 年11 月19 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
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从我报告
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
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
天要平反的……”“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
员时是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
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他
答。
“那……”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知了我
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 月3 日召开的干部会上，就临
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员的管理。
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9 人值班，日值班5 人，夜班4 人，每班2 人，日夜轮流，并
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在生活区安排值班3 人，另有2 人作杂工并随时
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 年11 月8 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指示
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8 人，生活区留2 人值班，由刘
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工工作。至1986 年2 月5 日，在安排春节值班期间，
确定大厅的8 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3 人。3 月下旬，由于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
作，根据新的情况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来考古队的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
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中队驻进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
人员在营房同考古队间修筑了一道隔墙，并请人焊接了两付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
11 点锁门。从此，考古队有了自1974 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这期
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厅和生
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队工作
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三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刘占成满口答应，一再说：你放
心地走，队里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钥匙交给了刘占成。这一安
排在2 月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作过汇报。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
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叫他负
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
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而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
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
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更令人奇
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我给刘占成交待了工
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
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呼大厅的假话。对这种话，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
并且形诸于文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
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副省长
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了你局、所严
重的失职和渎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也是原秦俑考古队某
领导人的过失。客观地实事求是他说，我非但没有直接领导责任，连间接责任也没
有。要说有责任的话，也只能是邻居失盗我没有看见和没有听见的责任……”时间
在沉闷、激昂、忧郁、伤感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氛围中飞快地流逝，我借王学理先生
再度掀动杯盖喝水的空隙提出辞别。当我站起身时，又禁不住看了一眼那堆倾注了
申诉者心血和精力的材料，摇摇头，没有说话。王学理先生似乎已明白了我的心理，
在送我下楼的同时作着最后的解释：“想我王学理已年届五十，正当拼搏、报效国
家而取得成果之时，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数次不懈地申诉
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党派人作详实的调查，恢复冤屈者的名誉，解我于倒悬。”
屈老汉说：我委屈
在见面之前，我读过他一篇名为《参加秦俑坑发掘的回忆》文章。那清新的笔
调、优美的意境，无不令人感到作者心中热血的荡动和青春激情的喷涌——麦苗返
青，布谷声声。我和几位多年的老伙伴告别了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一个王朝建
都的西安，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骊山北麓，在秦始皇陵东侧三里的西杨村卸下了行装，
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颇为漫长的秦俑发掘工作。……新的、美好的事物，对一
个陌生的人来说总是好奇的、迫切的。如同战士进入战场，一切全都抛于脑后。而
投入新工作的急切感，使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连露水珠儿都
带着泥土的清香。一栋茅屋、一座帐篷、一杯泥腥未退的淡水，勾住了我们的心，
成了我们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新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走进省考古研究所大院屈鸿钧先生的家时，迎接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步
履艰难的老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那个青春勃发、豪情满怀的时代一去不返，岁
月的流逝、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垂垂老矣，再也没有昔日的激情与神采了。
望着他因患眼疾而双目近乎失明的病体，我不忍心将那件不快的事情提出来，
去唤起他痛苦的记忆，给他多病的身体再加一层冰霜。但当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时，
他还是将那件事情毫不掩饰地提了出来。这让我深感不安的同时，也更清晰地感悟
到他内心的疾痛与苦衷。
“事实上将军俑头丢失与我有啥关系？这个库房以前是柴忠言拿钥匙，柴调走
后交给王玉清，后来王玉清退休又把钥匙转给我。将军俑头案发后，一些无耻的文
人秀才们跟着瞎起哄，有家杂志登载的文中说我是保管员。我这个保管员是怎么来
的？是会上决定的还是上级任命的？
“我拿着钥匙，一没给贼娃子提供线索，二没给贼娃子开门。可有人却造谣说
我和贼娃子监守并盗，引狼入室，这是哪家的逻辑？我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在
许多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中，我一个人用筛子筛出金豆、金泡之类的珠宝都如数
上交。如果我有盗窃文物之心，就说没筛出来，或者筛出三个金豆我说两个，你又
怎么去证实？人怎得凭良心说话和办事。
“有的领导说，给你老汉个处分，没有啥。既然没有啥，怎么不给你自己记一
个？有些同志胡研究、胡决定，说钥匙你拿着，记个处分也不为重。
我拿着钥匙就有罪？要是你拿着钥匙外出，你家中的钱财被贼娃子破锁而盗，
还要给你治罪？
“现在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去为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四处奔走呼号，争取
平反昭雪。你说有罪就有罪，你说没罪就没罪。现在看电视，哪个朝代还没有几个
屈死鬼。你再翻腾，是上级大，还是你大？任他们去吧，反正我感到自己的有生之
年也不会太长了……”握别的时候，屈鸿钧先生站在门口，左手扶住门框歉意他说
：“我的眼睛看不清路，我不能远送你了。”我点点头，默默地一个人走了出来。
当就要跨出那个狭窄的小院时，猛回头，见他依然立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我。满首的
白发、如柴的身体、迟钝的目光……无不作着风烛残年的警示，我感到在这一切的
背后潜藏着一个可怕的征兆。
我再次迈开步子向外走去，一阵凉风吹过，竟有两颗温热的泪珠从脸上滑落下
来。
蚂蚁的故事
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
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和“纪委”两个牌子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
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以极度的
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这种小心谨慎以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
露自己的姓名。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
重新作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工作人员
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 号”文件递给我。
由于他们事先向我作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
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
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
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 年11 月8 日亲自将
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
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四、……
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
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
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国家珍
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
会丢失的。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受个处分的处理并不过分。在案发后
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责
任承担了下来并归到文物局并作内部处理，他们才免干刑事责任。现在领导有些后
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临走
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曾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
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
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要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
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陷入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之中而不能自拔，别想再以
清静的心态去搞你的事情了……”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作出对与错
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
一些作家出神入画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
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倘有过分的热情或过火的举动，都可能
酿成不堪设想的恶果。前车之鉴，尤在眼前，我自记之慎之。
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事实上已陷
入如同秦俑坑的焚烧一样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