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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六章 正位中宫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