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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姡Щ叹遄郧氪窍啵钪斡谑窍氚研陌呐宋湔岩橇⑽屎蟆Ｕ獠⒉蝗菀祝趸屎蟪錾兰掖笞澹质翘谇鬃匝≡竦亩保湔岩浅錾砗ⅲ又孪鹊郏矸蒉限危绻艿玫缴裢ü愦蟮墓说耐猓嘈乓磺卸疾怀晌侍狻Ｓ谑牵诤臀湔岩巧桃橹螅蔷淖急噶艘环吹匠に镂藜傻母凇�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