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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改年号，改名字，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武后也竭力跟各位内外命妇搞好关系，以确立自己和蔼可亲的公众形象。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1＇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找不到事情做，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
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