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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松散部门而已，甚至预算也不容易得到。
陆军中佐久村种树（日本学界称为“毒气之父”）赴欧洲观察毒气战实况后，于1924年在回国报告中向日本军部首脑进言称：将来在战争中取胜的要诀之一，在于奇袭性的科学战。若此种对抗手段迟一天，即可能损失数万乃到数十万同胞。所以，制造毒气是当前紧要的课题。”这个建议受到了日本军部的高度重视。
1925年4月，化学武器班从“科研”第二课内脱离出来，单独设立，并且迅速升格为“科研”第三部，下设调查班、运用班、整备班、防护班、卫生班，研究人员多达五十多人。在“科研”第三部之后，“科研”第二部及海军方面的技术研究所相继投入毒气的研制工作。日本毒气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日本为加强毒气研究工作，一方面充实研究设备，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旨在提高研究人员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天皇裕仁即曾在敕令中宣布：“欧洲大战以来，随着新武器的发展，化学武器（毒瓦斯）的研究在军事上日益成为最紧迫的任务……现决定对从事有关化学武器方面研究的陆海军人、军工（含非军工之职工）发给规定的化学武器津贴”。
由于军政当局的重视，日本毒气武器的研制工作进展很快。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陆军陆续研制出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苯基氰化砒素、溴化苯基、氯化乙酮等多种性能的毒气，并完成了一大批毒气武器的制式化，如各种毒气筒、炮用毒气弹、毒气炸弹及装甲车毒剂撒布器、飞机毒剂撒布器等。迄至1936年前后，日本的毒气武器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1929年4月，日本陆军于广岛县忠海町大久野岛建成毒气工厂，开始了毒气的工业化生产。这间工厂的规模一再扩大，最初员工仅约80名，1937年战争爆发后，员工人数激增至2045人。大久野毒气厂制造的毒气，由稍后建成的曾根兵器制造所装填，完成毒气武器的制造过程。
1933年8月，日本陆军在千叶县习志野町建立了专门的毒气战学校——陆军习志野学校，开始对尉级军官及军士进行毒气战训练。习志野学校总计培训了大约一万名军官和军士，其中绝大多数被派往中国战场，成为对华毒气战的骨干。
日本最早的毒气战部队，是陆军习志野学校的练习队（下辖追击炮中队、车辆瓦斯中队、驮马瓦斯中队各一），但它们只是一种临时的、教导队性质的部队。1936年1月，“科研”第二部提出了成立野战瓦斯中队等正规的毒气战部队的计划。开战前后，日本正规的毒气战部队相继成立，并被派往中国，进行作战。
遗毒3240吨能将全球人毒死——
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秘密制造用于作战的毒气，大量装有毒气的炮弹被运往中国。半个多世纪后，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威胁着中国居民的安全。
从本州岛乘车西行，过神户，穿冈山，就到了广岛县地界。再从三原市转乘前往濑户内海的列车，终点就是忠海港。站在港口远望海面，可见一个独立的小岛笼罩在海雾中，当地人说，那就是大久野岛。看到这个绿树掩映、海水环绕的小岛，很难想像它曾有一个可怕的别名———‘毒气岛‘。
为了这次探访，我们事先与熟悉大久野岛的专家山内正之先生联系，请他为我们做些讲解。正巧，当我们赶到忠海港时，山内先生正忙着接待一批中学生前往参观。带队的教师说，参观‘毒气岛‘，能使学生们了解历史和社会，是社会学科教育的一部分。为了不影响学生们，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重温‘毒气岛‘罪恶史
山内先生原是广岛县竹原市的教师，退休后专门研究‘毒气岛‘的历史，他的名片上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大久野岛学习战争加害的历史‘。在通向大久野岛的渡船上，山内介绍说，日本在二战期间秘密实施毒气战，全国有两处生产毒气的基地，一是旧海军管理的习志野（神奈川县相模原地区），再就是由旧陆军管辖的大久野岛。大久野岛制造的毒气占总量的90％。这里生产的毒气一般运到九州‘曾根‘等军工厂，装弹后作为化学武器，主要运往中国战场使用。
大久野岛距离战前曾是军港的吴港不远，周长约4公里，从航拍的照片看，如一片漂在海中的枯叶。它原是一处荒岛，从19世纪末起成为日本的军事要地。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1927年日本军部开始在大久野岛修建毒气厂，两年后投产。从毒气投产之日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里被严加保密。当时忠海的百姓饱受经济衰退之苦，不少人为了生活，进了工资待遇较高的‘神秘之地‘。进厂干活的人要填写决不外泄机密的‘誓约书‘，车间里常有宪兵监视，汽车经过都要拉上窗帘，大久野岛从此在地图上‘消失‘。
岛上有一处毒气资料馆，由毒气受害者与和平反战团体共同出资修建。这里陈列着各种毒气容器、生产机器、防化装备和历史资料，每年接待参观者4万多人次。身为资料馆负责人的山内介绍说，军部选定这里作为毒气制造基地的原因是：一、它是濑户内海中不起眼的小岛，容易躲避空中侦察和袭击；二、它离‘军都‘广岛水陆约3小时的路程，便于指挥；三、它距中国战场近，紧急时可以直接快速补充毒气到侵略战场。
毒气资料馆里陈列的文件资料清楚地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事实。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日本军校使用的教材，里面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还有一份美国公开的1939年日军总参谋长的指令，命令日军在山西等地使用装入迫击炮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气），要求做到‘严格秘匿，不留痕迹‘。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一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
‘毒气岛‘见证过去
在山内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和学生们一起参观了‘毒气岛‘遗迹。岛的南侧有一处发电厂遗址，当时给岛上各毒气车间供电。这个当年离毒气生产点最远的地方野草丛生，庞大建筑仿佛一个废弃的剧院，使人联想到731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的遗址。日本环境厅在它门口立了一个牌子：危险勿入。我们注意到岛上有不少野兔，见了人还要吃的。山内说，大久野岛上有150多只野兔，是当时从毒气实验室逃出来的兔子的后代。兔子的皮肤与人相似，毒液直接抹在兔子身上就可以观察到皮肤溃烂的速度。山内向学生们讲述了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做试验的事实，学生们先是惊诧，然后默不做声。
据说全岛有70来个防空洞，现在已用石头和水泥封死。山内根据当年工人的证言判断，岛上可能有17个防空洞还放着毒气罐。据调查，二战结束后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气和大量毒气弹，这个量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毒死。大久野岛被美军接收后，美军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当时剩下的毒气做了处置，有的投弃入海，有的进行燃烧，有的就地掩埋。据记载，当时投入海洋的毒液就有1845吨，烧掉和就地掩埋的毒气弹达65万多件。从1945年到1963年，大久野岛一直被美军和日本政府封锁。在朝鲜战争期间，这里还曾是美军的临时弹药库。20世纪60年代后，大久野岛被开发成一处休闲旅游地，岛上修建了一个靠山的疗养旅馆。美国直到1984年才公布‘毒气岛‘相关材料，如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日本投降后美澳军队在该岛处理毒气和拆除机械的经过，以及在该地从事生产并受害的日本士兵和工人的调查报告等。
岛上最多的遗迹是各种存放毒气的仓库和山洞。许多仓库隐藏在树叶和枯藤之间，现在只剩下固定毒气罐的石头底座。有一个小型仓库保存较好，每个房间都可存放20吨毒气。岛的北部有一处最大的毒气储存库，顶棚已经不见了，剩下6个高6米左右、直径将近5米的柱状建筑，均为水泥修筑。环境厅在遗址前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气，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皆为糜烂性毒气，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山内说，理论上讲10吨芥子气就可以杀死全东京的人，而这里的每个建筑都可以储藏一个容量为100吨的巨大毒气罐。望着这个满是爬山虎的被烧黑的毒气仓库，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山内还带领我们进入丛林深处，有些地方居然还散落着当年用来制作毒气的机器碎片，60年过去了，从碎片的形状上依然可以辨认出这是搅拌机上的零件。
岛上和近海地区依然有毒
在大久野岛北部的一个工地上，带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机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里，这是为准备修建防潮堤所作的毒土清理。1996年，环境厅对‘毒气岛‘作了第一次土壤和水质调查，结果发现土壤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超标达470倍。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渗入地下4米，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毒土挖出，送到秋田县大馆市的工厂进行清理。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潮堤的过程中，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或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现在的大久野岛还不能说已经绝对安全，岛上的饮用水依然是从外面输送的，地下水不能饮用。
山内向学生们介绍说：自己小的时候和朋友们曾经偷偷到这里砸玻璃玩，后来被政府接管，禁止游客前来参观，1990年有人甚至提议要把岛上的设施毁掉，实际是不想让毒气问题浮出水面。日本毒气战受害者和原毒气岛上的工人家属闻讯起来反对，许多参观过‘毒气岛‘的学生组织也参与进来。‘毒气岛‘的故事在学校间不断流传，短时间内就在广岛县募集了10万个签名，迫使日本政府最终没有拆除遗址。
岛上有处为日本的毒气受害者修建的慰灵碑。大约6600人先后在‘毒气岛‘上劳动过，这些人都存在着严重的呼吸道粘膜损伤。战后，毒气受害者曾经联合上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却要他们拿出自己的病是由毒气所致的证据。广岛大学的几位教授自费调查，最终查实了病因，也证实了毒气的危害。然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赔偿，只是给当年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金。参观的学生对此表示震惊，表示回去之后要把所见所闻告诉同学和家人；还有位学生说，日本受害者至少还有变相的补偿，而中国受害者连这些都没有，战争离自己并不是很遥远，日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还历史以真实
离开‘毒气岛‘，山内先生带我们去竹原市拜访了一位名叫藤本安马的老人。藤本年轻时曾在毒气厂当过3年多的技术员，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他听说中国记者前来采访非常高兴。一见面他就说，二战时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因为制造过毒气，所以也是加害者。他表示，中国人民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气愤理所当然。
藤本老人说，1941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年仅15岁的他小学刚刚毕业就作为‘军国少年‘进入岛内的毒气厂，制造过路易氏毒气等糜烂性毒气。藤本回忆，当时岛上都是日本宪兵，监视工人们工作，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不断有人在工厂被毒气烧伤，越到战争后期工作量越大，事故也越多。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保证书‘，如果把‘毒气岛‘的秘密说出去就会被捕，所以在此干过活的人都不敢透露毒气厂的事。
藤本和其他许多在‘毒气岛‘干过活的人一样留下了后遗症，长期患气管炎，还做过大手术。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的报道时非常气愤，‘这不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吗？它还在害人！‘藤本了解到，初步调查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弹2000次以上，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各地丢弃的毒气弹约有200万颗，遍及中国十几个城市。他觉得历史没有完结，现在仍是‘进行时‘。自己作为毒气受害者之前首先曾是加害者。1994年，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言，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11人到中国访问，藤本也一同前往。他在访问中见到了河北定州北疃村毒气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作为‘毒气制造者‘，藤本紧握着李庆祥的手道歉：‘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了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回答道：‘侵略是铁一的事实，但是日本人民也是被欺骗后送上战场的，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