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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放翁一生但悲不见九州同。他却不知道即使在他活着的年代里，北方尤其是河北百姓有几个汉人对宋国朝廷还存在着归属感？更不必说如今燕云那些历经五代、辽、金数百年的百姓了。他们从未给宋国交过税。至少在王敬诚、刘翼、耶律楚材等人的眼里，从来就没把宋国皇帝视作自己的宗主。宋国从来就没有一统天下，如今只有江南的士大夫们才有一厢情愿的恢复情节，并且仅仅是恢复宋初时的疆域而已，以为北方地百姓正翘首以待大宋王师地光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从西周时起就普遍流传的“真理”，起初中国很小，不过丰、镐。然后以中原为中心地华夏族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天下，北方为胡，南方为夷，西北为羌为蕃。赵诚眼中的天下既比士人们心中所想的要大，又比士人们所想的要小，一个有统一国号、统一治理、统一版图、统一文字、统一的纪年甚至统一思想的国家，才是赵诚心目中属于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不是仅用血统和族属来指认的，以汉族和汉文化为主体，兼容并包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并非地域与种族上的限制。
无论是汉人出身的王敬诚与刘翼，还是契丹人出身的耶律楚材都在西域待过几年，从他们少时读《西域传》时就知道“天下”其实很大，远远超过中兴府或者汴梁、杭州普通百姓与士人的想像，在外域还有数不清的民族与国家。但他们潜意识中一方面将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比如《尚书》中伪作的“九州”，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谢天谢地，他们没有将拥有众多所谓胡人、蕃人的河西诸地从“天下”的版图中排除。但反过来说，这种政权现实必将改变士人们固有的观念，如果赵诚能够不将自己局限于中原的西北方的话。
然而赵诚及他的臣子们尚不知道的是，当赵诚起兵的消息传到了西域的时候，当地各族百姓顺理成章地称他为桃花石汗…………东方及中国之王。在西域人的眼里，却没有分得那么明细，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人能削弱蒙古人力量的东方君主，如同汉朝时东西方联合对付匈奴那样。
但是，贺兰国王的这个蒙古人赐给他的称号，赵诚是绝对不宜再继续使用的。
首先的一个问题摆在众位臣子们的眼前，那就是国号与年号的大问题。
在放松得意开怀畅饮的活跃气氛中，刘翼提出以“汉”为国号，贺兰军直捣蒙古，有封狼居胥的壮举，有汉武时的威武雄风和豪杰勇敢。但是“汉”这个国号已经被前人用滥了，连非汉人也用这个国号，尤其是五代时地“汉”太过短命。这个国号的单一民族色彩太过浓重。这既不符合目前尊奉赵诚统治的诸族子民的政治现实，也不符合赵诚理想中的中国。
耶律楚材提出用“宋”为国号。赵诚也姓赵，尽管是他的自称。姓刘地自称是汉王朝地皇帝，姓李的自称是唐王朝的继承者，难道姓赵就必须得以宋为国号吗？宋国还在南方苟且偷安，在目前的局势下。赵诚希望与宋国皇帝暂且相安无事。最好结盟，哪怕是暂时和名义上地结盟。耶律楚材之所以提出这个，是因为在中原及河北，民间毫无来由地流传着贺兰国王与赵宋之间的某种“渊源”。然此赵非彼赵，赵诚亲口否认这个子虚乌有地传闻。但却给了耶律楚材一个很大地想像空间。一个连赵诚也想加以利用的空间。
用“凉”呢？凉州正是赵诚版图之内。这个被赵诚坚决拒绝，因为这个字让他想起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各个短命的王朝。假如自己的这个王朝也短暂，没有始皇帝所说的万世，后人将如何来称呼自己这个王朝呢？用与地理位置名不副实的“东”凉？
用“夏”？传说中的夏朝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后来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十六国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夏国，则早已经随着统万城灰飞烟灭了，至今还在夏州无定河边留下无数残骸。党项人地“白高大夏国”最后一个皇帝被赵诚亲自砍下头颅，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赵诚不愿被看作自己继承地是党项人的遗产。
就在赵诚准备提出一个历代帝王从未用过地国号时。王敬诚却提出以“秦”为国号。他的一番鸿篇大论。让人不得不佩服。
“周时，丰、镐即为中国。至周幽王时。烽火戏诸侯，以致犬戎人攻入镐京杀了他，秦人的首领襄公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阳，因而岐以西的地方成了秦国的国土，周天子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为秦国所有，后来秦人果然夺了丰、镐即关中地区。因而秦人得到一份可观的基业，后成为一方为周天才所承认的诸侯。”王敬诚道，“丰、镐在长安，如今连秦都咸阳都成了京兆府的所在而归于吾
众人听着有趣。王敬诚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入堂中：
“一千五百前的天下大势与今天何其相似也！”王敬诚道，“关中大部已为吾王所有，金、宋各占一隅，秦都咸阳为京兆府之隶属，与宋人以秦岭为界，都元帅郭德海奉吾王之命镇之。昔年，秦人出于东夷，又与戎荻杂居，中国以之为鄙，然灭六国者秦也，得中国者秦也！贾谊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曹魏废古函谷关而建潼关，潼关东距二崤山四百五十里，扼守秦晋，东望中原，已在我手，都元帅郑奇镇之。《尔雅》曰：河西曰雍州。乃今之秦、凤也，均是吾王之基业。又者，宋皇居吴越，女真占中原，河北诸侯林立，蒲鲜官奴割据辽东，蒙古亦如匈奴盘踞大漠，此何止六国之世乎？”
王敬诚引经据典，让所有人兴致勃勃，有人举着酒杯高声念着一大段古文：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
“臣附议！”耶律楚材长身而起，长须飘然高呼道，“唐初先有秦王李世民，然后才有一代明君和大唐盛世。而今秦王明主复生也！”
耶律楚材为赵诚找到又一个很有寓意很令人期待的理由，他梦想着能成为凌烟阁上的一位名臣。致君尧舜，这是耶律楚材的理想，实际上君与臣之间是相互的，耶律楚材甚至已经为赵诚算好了上尊号的黄道吉日。他虽是一个新来者，然而这里上至君者赵诚，下至黎民百姓，都洋溢着奋发向上之势，这让他印象深刻，更是“时不我待”也。
“秦王、秦王！”所有人躬身高呼道。他们的呼声好似从宫殿一角破落的屋檐飞上了夜空之中，正是繁星似海时。
“众卿满饮！”赵诚高兴地与众臣子们举杯同庆。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却将他们读书时书中儒者无数次用暴虐来解释秦朝失德失民的事实忘得一干二净。人人都想着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豪情壮志。
赵诚心满意足的打量着殿中群臣诸将，豪情满怀，平生又一次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醉过。他心中却如明镜一般敞亮，如空谷一般冷静，叮咛着自己千万不要闹出大笑话，否则连皇帝都没当过一天，就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魂。山中的老虎若是不勤奋，也会将自己饿死，或者不太小心谨慎，也会成为窥伺一旁的猎人的战利品。
长缨早已在手，苍龙却是太多。
第六卷 三朝会盟
第六章 英雄冢㈠
国号已立，赵诚成了秦王，贺兰国王的名号已经走入历史。
新朝新气象。赵诚命耶律楚材、王敬诚、刘翼、吴礼、高智耀五人修官制、定爵位，这五人兴高采烈地一同来找秦王赵诚讨旨，想知道自己的君王有什么旨意。
如果不出意外，这五人将是朝中职权最重的几位大臣了。
“孤五年前入主中兴府，诸事从简，总管府官吏自总管王从之以下不过数十人，各地州府所任牧臣亦大多是前朝官吏，可用之人捉襟见肘，又未给之名份、品秩与晋升之道，纵有不肖之人亦难以揭发、惩戒。今国家草创，又新拓关中、河东南路等大小数十州府，国家幅员益大，百姓亦增，不可循旧从简。
京师中枢须有中枢之臣，为孤治国分忧，参赞军国大事；在外需有牧民之官，厘清百姓丁口，查清闲田，教民耕牧，治理地方，修整沟渠，修法度，正国纪。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孤未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所以，我国国号已定，朝廷及地方官制须尽早确定，国家方能称之为国家，非为不治、散漫。”赵诚道。
“国主之命，臣等自当殚精竭虑，为我主分忧！”王敬诚道，“只是臣等想知道，国主是欲周详之制，还是权宜之制。”“禀国主，若是周详之制，则需费日旷久，一切名器礼乐制度需有出处，须体贴古制，又合今世。”耶律楚材道，“政权、财权、军权与监察之权各有归属，亦一个不能少，还需律典、礼、乐、仪卫、舆服等等。至于权宜之制，即是从快、从简。”
赵诚也很明白，如今家大业大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可以直接控制官吏治理各地，事事亲为。身为上位者，就须依靠一整套官僚系统来治理国家。因事设人，有什么要的事情要做，就得需要相应的官吏去施行，并且必须有相应的品级、俸禄、鉴衡、监察与升降等等。而弄得不好。就成了无数弊政的来源。让国家疲弱，百姓受苦，亡了国也不算什么。
“自古为人君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内政清明。官员各司其职，忠于职事。士农工商诸人归心。外敌不敢窥视。”赵诚道。“宋国虽典章齐备，煌煌皇家气派让孤也为之叹服，当今天下，诸侯林立，孤虽有心完善内政百事，但却不愿让繁文缛节掣肘。”
“国主莫非是想要行权宜之制？”高智耀道。
“对，正如晋卿所言，一个简字。一个快字。”赵诚点头道。“有敌来攻，千钧一发。孤欲亲率大军迎战，难道还要孤先祭拜天地，选个黄道吉日亲征？至于穿什么衣服，孤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百姓能买得起丝绸就让他们穿，尔等将来承平之时可以定下个舆服之制，规定其等级服色，但也不必再去与百姓计较。孤前些年的宋国之行，孤观宋国百姓除了龙袍，如今官绅与士人、百姓衣着也没太多分别，尤其是妇人，与宫中无异，大概是朝廷虽有定制，民间总是屡禁不止，徒耗心神而已。古人行冠礼，至今冠礼已简易至极，听说司马光曾仿古制穿深衣，以为复古，有人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对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可见古制亦并非定式，后宋国大儒朱熹也穿深衣，却被人骂怪服，此何其冤也？”
五位臣子心中暗笑，均知赵诚其实是不愿被礼乐制度给束缚了，虽然有些强词夺理，却也有些道理。
“由此知之，世易事亦移也！”赵诚道，“诸位给孤讲讲历朝历代官制的沿革故事，孤再计较一二。”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为五，分土惟三，建官制惟贤，位事惟能。后人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刘翼道，“然周初之制已经不可考，考据家所言恐名不符实。古文所言，又恐多假托之作。吾王欲定官制，需审时度势，因事设人，而非因为设事，也不必拘泥于古制或外国官制。”
刘翼是个绝对的文人，他没有当官的料和心思，而是沉迷于做学问，醉心于考据学。那些诸如《尚书》、《周官礼》地古人作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厘定制度，附会夏商周的古制，往往与事实并不符合。
“秦汉之制，至其时官制已尽完备，先秦三公九卿有也，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分掌国家大权，其位主权重，以下设九卿管诸曹事。自武帝始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又增御史中丞，行监察百官之权。至后汉，正式发号施令的是尚书台，三公之权削弱，只能办理一些例行公事。汉末，曹操为了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官职。曹丕称帝后，以为东汉尚书台权力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政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尚书台自此成为执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