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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很坦诚，现在回想中苏战争之时，唐绍仪在某些事情上的不配合，确实也令他不爽，但是总理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年年打下去的政府是扛不了多久的，唐绍仪也不是想让帝国战败，而是希望帝国见好就收。
要说惩罚的意味还是有点，可也不必要表露的很明确，说不定等第三届政府没有干好，宋彪还得请唐绍仪回来救场。
唐绍仪心里也清楚这些事，中央帝大的校长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安排。
共和国时代，大学校长就是一坨屎，芝麻大的厅局处级干部，手中无权无势，能混上来的都是学术流氓，流氓是真，学术是假。
在这个帝国时代则还是保留着那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特色，也有民国那种熟悉的味道，你能当一个大学校长，那就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岳阳书院的山长一样，那也是很不得了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中央帝大就更不得了啦。
中央帝大建校之初，宋彪以皇帝的身份给中央帝大写了一个校训，这个校训在此时的帝国时代是非常著名的，即“立志修身治国，胸怀天下苍生万物”，震旦大学的校训是“荟萃天下精英，开创万物新生”，所以，这两所大学培养的也是帝国最为尖端和高明的人才，而帝大的指向性更强，像帝大的财经学院、政法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这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培养帝国第一流的政客、法官和外交家。
帝大和震旦不一样，除了历史成绩，帝大通常不是很重视学员的笔试成绩，推荐分、面试分、笔试分各占1/3，能够到帝大读书的学员基本都是各所公私立高中、预科之中的活跃分子，都是一些天生就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很感兴趣的青年。
既然皇帝要求是形成一个惯例，不是一个总理如此，唐绍仪也不便推辞，而且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很令人羡慕的，堪称是帝国未来精英的导师，只是相对于光复党理事长和国会议长的位置要差了许多吧。
唐绍仪在心里掂量了一番，还是和宋彪答复道：“臣下必当不负皇上重托，为人师长，训导国之精粹，此乃臣下莫大荣耀。”
宋彪就谢道：“你能这样想，朕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你的功劳是后面的总理很难赶得上的，只要你能开这个先河，后面就都好办了。中央帝大的位置空不出来，还可以去中国科技大学和其他的大学，总理都是如此，其他内阁大臣和省长也都更容易这么安排，你们的社会资源强大。当校长最大的好处就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筹集经费，办教育不能光靠政府，特别是办大学。因为政府的教育经费和拨款还是要更多的倾向于义务教育，就算是公立大学，那也要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社会捐助。所以。朕非常希望在这件事上形成一个社会风气和惯例，退任之后的高层官员都要以积极投身办教育为己任，以此为光荣，哪怕他们是跑过去沽名钓誉的，只要能给大学拉来社会赞助和好处，咱们就得多支持。”
唐绍仪感叹一声，觉得自己命苦，但还是答道：“皇上英明神武，思及长远，功在千秋。臣下鞠躬尽瘁而憾不能效忠久远。”
现在拍马屁，晚了，宋彪原本还真是没打算让他来引导这个风潮和先河。
安排了唐绍仪的退路之后，宋彪这才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下面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既然是君主立宪之帝国。对于你们谁出任总理之事，朕身为君主自然不需要过问，也没有过问的必要，你们心里其实都清楚，你们两个人不管是谁上台，对朕而言的意义都是一样的。这两届内阁之中。表现真的很不错的人也未必就只有你们两位，就朕个人而言，农业大臣王永江、工业大臣郑廷襄、交通大臣袁世凯、国土资源大臣宋教仁、税务总长欧阳锡，还有文教大臣梁启超，可以说都干的很漂亮啊，只不过你们身处闪亮的舞台，所有的成绩都被大家看到了而已。王永江这几年得罪的人比较多，郑廷襄在内阁之中资历尚欠，所以在党内都没有得到太多的提名。朕要和你们说的话很简单，谁先谁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理的位置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彼此的职责。考虑下一届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比较大，外交棘手于内政，国家领土疆域大了，和外国的争议也更多了，不尽要维护国家利益，为帝国争取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还要尽可能的继续开拓帝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事也真的不容易，所以朕建议你们内部要有一个协商，下一届总理以外交为主。”
宋彪这番话一说，张康仁心中自然是很难过的，帝国能有今天，张康仁是功不可没啊，张康仁自己也觉得信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而且他在唐绍仪派和忠君派之间的争斗中，一直是保持中立的，而欧阳赓此前一直还是唐绍仪派。
欧阳赓心中高兴，可也不敢表露出来，只道：“皇上，若是臣下出任总理，当出访欧洲，同德国重建亲密的外交合作，同时继续加强中法同盟关系，尽可能在反制英日同盟的压制和牵制之时，维持和英国适当的和平往来，再访美国，争取美国之支持。此外，臣下当派遣外交副大臣前往苏俄，维持两国通商贸易，争取利用苏俄被各国封锁之局面扩大帝国在苏俄的利益，待帝国更强之时，再继续考虑加强对苏俄的压制和封锁。外交之上，亲法美而暗通德俄，制衡英日而不至于对抗，力保帝国在中东、中亚和南洋的利益，和各国维持合作为先，领导亚洲抗衡英俄为后。”
宋彪微微颔首，问道：“内政上呢？”
欧阳赓不假思索的答道：“无他，唯依法治国而已。”
宋彪继续颔首。
欧阳赓也是这两年才在政治上显露出强硬派的特征，这个人本身也是比较厉害的，很有心计，他那时候当旧金山总领事的时候，清政府要他拒绝批复孙逸仙赴美，结果他还是强行将这个事情办了。
特别是在对一战和中苏战争的事情上，他的强硬姿态也是很得到大家的赞誉，特别是宋彪很欣赏，这也是因为帝国实力上升，统领外交工作的人要能敏锐的觉察到各国对华呈现退让姿态，你退让，我就要强硬。
欧阳赓在一战时期支持帝国增加出兵规模，他那时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过去啊，我们见谁都怕，就怕别人找茬欺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让别人怕我们，他们不怕，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这番话对于整个外交部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就基本代表1917年之后的帝国外交在风格上日渐走向了强硬派。
对于内政，欧阳赓的想法和考虑到的东西并不多。但毕竟是帝党，在皇帝身边的时间和机会多，大体知道皇帝的想法。
如今帝国二十年内都未必有大战。前面十年的过渡期也已经走过来了，国力渐强，军政稳定，下面几届中央政府就不是单纯搞过渡，搞稳定，搞基建了，而是要在整个帝国的文化、政治、精神、制度层面要推行更为强硬的风格，特别是要将皇帝所提倡的“隆礼尊贤为王，重法爱民为霸”的思想落实于实处。
宋彪考虑了一段时间，既觉得欧阳赓说的很对。又过于简单，就追问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欧阳赓想了想，慎重的答道：“臣下想从交通部和海关下手。”
宋彪当即批准道：“可以，是要动手了。”
袁世凯在交通大臣的位置上干的是很漂亮的，有目共睹。粤汉、黄河、北方、新疆、川汉、成天、福建、浙赣铁路的大修通，都是袁世凯任内十年干的事，可以用雷厉风行，效率惊人来形容。
可袁世凯毕竟是旧式的满清官僚出身，手腕和行事中都是满清朝廷大员的那种作风，有的地方办事逻辑不合法也就算了。毕竟帝国当时急于求成嘛，但是袁世凯手握重权，很多地方办的不干净。
比如说他知道每条铁路要途径的线路，总是会安排家人朋党提前购置土地，从中牟取暴利，这几年中赚了不少钱，私下还资助报纸，为自己谋取声誉和热议，想要靠这种手腕当总理。
袁世凯最初是在新政强国会，后来主动退会，实际是想要加入光复党，结果未能成功，只好跻身于立宪党，张謇在第一届工业大臣的任上出了一些问题，第二任就被郑廷襄所取代，使得袁世凯在立宪党内逐步取代了张謇的地位。
袁世凯对新政强国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原本希望是通过和皇帝表忠心，利用几个党派的联合支持推动自己当总理，但随着光复党在本次国会的选举中大获成功，此事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期间也有一些报纸评论过袁世凯在交通大臣任上牟取私利，袁世凯倒是不太当回事，只是最后几年有所收敛而已。
海关那边是梁士诒，这个人的野心也不小，和袁世凯堪称是狼狈为奸，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如今帝国外事已了，现在收拾内政，显然不可能让他们继续逍遥下去，宋彪虽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可他心里希望这个事情不仅要查，还要严查不殆，中央调查总局那边更是一直盯着，帝国此前制定的《反贪法案》又严厉，目前的证据足够这两人在牢里蹲上二十年之久，只是他们自己觉得位高权重不怕事而已。
既然欧阳赓这么说了，宋彪也就不再多问，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推选总理的事情就你们自己党内决定吧，朕的意见呢，你们都不要对外说，以免影响其他人的决定，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朕还是那句话，不要将总理这个位置看的太重，帝国才是最重要的。”
话已至此，张康仁和欧阳赓心里也都明白皇帝是何样的意思。
不管第四任总理是谁来担任，第三任还是先让欧阳赓这个外相上台，尽可能先将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外交风险处理妥当，以后的事情则是以后再说。
和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三人谈了一个上午，宋彪基本算是将这个事情捋顺了，估计后面不会有太意外的情况出现，这就亲自起身送他们三人离开。
此后回到办公厅里，站在窗户前的宋彪心里感慨很多。
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未来的大世界终究要走向何处，恐怕连他都难以揣摩清楚，《凡尔赛和约》和《中苏停战和约》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令宋彪真正忧虑的问题只是苏德结盟恐怕是难以避免，因为中法同盟的关系在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改变，苏德若不结盟，苏联反攻中国和德国反攻英法都是不可能的事，两国领导人就是再疯狂，再憎恨对方也必然要联手。
这真是两大独裁国家一联手，世界随之将要彻底黑暗了。
日本的海军和苏联的陆军联手，帝国危矣！
此时正值巅峰闪光之上的中华帝国，未来终将是在何处啊？
对宋彪而言，除了军事上的忧虑之外，他最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保证有一位意志坚定到足可支撑住帝国内政、外交的总理，在那战乱纷飞的黑暗时代里配合他征战天下！
他今年34岁，二十年后54岁，正是身为军事最高统帅的黄金岁月，那位总理呢？
第226章 百年基业
“功在当世，福及千秋！”
用这样高度的评价来赞誉财政大臣张康仁在一战期间的功绩是绝不为过的，通过在帝国内部强硬推行《货币金属管制法案》，张康仁在一战之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