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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仁毕竟当了十五年的财政大臣，思维逻辑还一直维持在过去那种惯性之中，思考的问题也还是财政大臣才会考虑的。
宋彪想了想，道：“法国那边的问题不大，欧阳锡去年才去了法国一趟，访问之余也注意调查法国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的，就是工业规模上不去了。”
自从签署了中法二次盟约之后，中法殖民地市场相互开放，双方都有保留项目，基本在整个殖民地市场范围和中法市场范围内都是各取所需，法国有法国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双方比较大的冲突是在纺织业。
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里面也确实有法国纺织工业的功劳，和德国也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中国纺织工业不断进取到更高的级别，这种冲突也有蔓延的趋势，这里面最狠的问题莫过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
在欧阳赓内阁的这些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一直是持上升趋势，每年都有5左右的稳定增幅，相比一战时期大体提高了一倍，最低工资保护标准也逐年提升，但和美国、法国这些欧美传统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工资相对美法英还只是1/3的水平。
帝国在美国的六个城市对四千多名工人进行抽调计算，美国目前的工人平均月收入是在435美元左右，而中国则只有278中圆，农业领域，双方的差距更大一些。
工资低对于出口的拉动作用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内需扩大则是非常不利的，帝国虽然在扩大内需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可帝国的问题确实是国家太大，人口太多，不是那么好治理的。
只是就帝国目前的信托资产规模和中央黄金储备水平而言，帝国抵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宋彪也并没有太多的担心。
宋彪现在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倒是在上海，上海的目前则是地价过高，宋彪今天请张康仁过来就是要谈论这件事，因为经济繁荣，上海的信贷情况也比较膨胀，很多资本都集中在地产业中。
张康仁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和宋彪在这里商议了一番，相对而言，还是要尽快出台政策对上海的地产、信贷给予挤压，收缩信贷，将一些泡沫挤掉，免得像当年的橡胶危机那样因为一场危机将银行都扯进去。
此外，宋彪也和张康仁讨论了中央信托资产的处理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除了苏联，帝国中央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苏联是拥有国家的一切资源，那当然是不能比的，而帝国中央政府不一样，中央的信托资产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早期175项和125项的国家投资；二是帝国在一战期间没收的战败国国内及海外财产；三是帝国在一战期间的金融储备投资；四是帝国在一战期间持有的外国债务。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个人知道，宋彪、欧阳赓、张康仁和欧阳锡，其他人都只能知道各自负责的一部分。
帝国的信托资产主要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家信托储备公司、中国国家投资银行公司、中国工业控股总公司四家公司处理，也就是所谓的中信、中储、中投、中控四大国营资本公司，四大公司又根据需要自身处理一部分业务，再委托外国银行和国内银行管理一部分。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营公司，这本身就颇有点戏剧性。
这四大公司在分工上各有特点，中信公司负责海外资产管理，中储负责维持国家战略储备，采取高卖低买的方式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中投负责国内外金融资产的专业投资和理财，以及预防国内金融危机的银行接管业务，中控则是175、125项的产物，至今还持有两百家大企业的股份。
即便不计算国内资产、外国债权和军部余额，帝国中央政府所持有的海外资产总额也高达57亿美元。
基本到今年，中央政府持有的海外资产的大部分已经陆续撤出各国股市，如此巨大数目的资产就算是想要换成黄金也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黄金。
如果不能换成黄金，这些钱就只能继续作为外汇留在海外。
大萧条和一战不同，一战好歹还是各种物价暴涨，企业都赚有赔，大萧条实际就是买什么都赔本，就算是保留为外汇，那也有可能遭遇货币贬值的风险。
如果是换成国债的话，帝国几乎在一瞬间就会超过法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德国毕竟欠着它那么多的战争赔款。
这么一大笔钱，每年光是收利息就有接近1/10的全国财政税收，相当于1/5的中央财政收入。
今天正好和张康仁谈起这个事情，宋彪就问问他有什么好的想法。
张康仁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了片刻才道：“要是不怕德国赖账，用于在德国的信贷发放才是最稳妥的稳定高收益，其次还是要考虑法国和美国，法国和美国的国家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但臣下以为不妨多持有白银资产。假如真的有1857年那种经济危机，不妨乘机利用白银资产规模逼迫一些国家转回银本位，用银资产发放巨额信贷，扶持这些国家暂时度过经济危机，比如说南美和东南亚国家。英美法都试图控制黄金资产，我们也是如此，世界黄金储备分配严重不均，又完全跟不上各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这才是国际经济混乱局面的主要因素。臣下以为，想当年我们在东北发行奉票，至少还能保证13的储备率，如今各国经济规模疯狂扩大，煤铁不停开采，各种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经济规模越来越大，黄金根本跟不上储备需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种对策，一种是货币直接和贵金属脱钩，二是货币回归到金银本位并存的局面，前者取决于政府公信力，一旦遭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结果恐怕更惨，各国财政都将破产，后者则在短期波动率太高，对各国经济实体的影响大多有负面因素。具体的历史趋势会怎么发展，臣下也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目前的金本位已经撑不住了。帝国空有规模庞大的海外资产，却无法兑换成黄金，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危机是客观存在的。”
宋彪很佩服的赞叹道：“不愧是当了十五年的财政大臣啊，问题看得很透彻。”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宋彪已经下定了决心乘机重新持有白银资产，帝国的白银储备一直都维持在较为稳定的阶段，在一战结束前抛售了大量白银后，这些年又乘着银价暴跌重新持有，本身就具备很大的白银议价权，国内的白银产量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现在开始持有白银资产，那将更大规模的操纵着世界白银价格，足以在长期阶段内维持金银的合适汇率，只要维持着这个汇率就不用在二战后让美国一家独霸金融权，也不让英美分刮金融权。
利用白银，中国就有办法和英美的金融霸权分庭抗礼，当然只是短期，长期来看还是要考虑其他办法，白银的产量本身就是激烈变化的东西，控制起来远不如黄金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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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4章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和张康仁见面之后，宋彪晚上特意留他吃了便饭，此后才在仰山堂里继续等着顾维钧的消息。
顾维钧下午去见森恪，最终谈成什么结果，宋彪也不清楚。
等到晚上9点多，舒皇后派了侍女前来劝说宋彪早点休息的时候，顾维钧才匆匆从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回来，这位曾被称之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法学博士历来有帝国四大美男子的雅称。
不知不觉间的他也是正好到了知天命之时，中年发福而儒雅，神情庄重而淡定，身为内廷官员，他和内阁官员是不一样的，通常都必须身穿中装礼服，这种礼服也是改良主义的一种新兴之物，圆式立领，前胸和两袖都采用蜀绣工艺，绣有线条蜿蜒的传统纹饰，以水墨风格的梅花和云霞纹为主题，黑底蓝白纹。
进入仰山堂的书房，顾维钧向皇帝躬身行礼，道：“臣下见过皇上。”
见他来了，宋彪挥手让那名年轻女侍下去，随即让顾维钧坐下来，道：“你和日本那边谈的怎么样？”
顾维钧神情稳重的思量片刻，这才答道：“回禀皇上，虽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困难重重，但日本外务次长森恪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也确实过于离奇，臣下尽力讲解劝说，只是效果并不好。就目前的谈判来看，臣下以为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被某种特殊而蛮横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正在走向更为危险的程度。即便我国付出重大代价和日本达成某称程度的停止竞赛协议，最终面临的还将是更多的挑衅。”
宋彪微微颔首，他知道顾维钧是一个聪明而稳重内敛的人，本身也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奇妙才干，天才总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人就是那种有着高度智商和情商的人，既善于克制，又懂得何时何地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很不错的人才。
自宋彪称帝以来，他已经用过四任内廷总长，各有特点，袁金铠是审时度势的高手；陈其采谋而先定，办事总有万全的准备，又擅长抓住要害精准出手，四两能拨千斤；汪兆铭文采飞扬，搞宣传工作历来是有一套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本领，在民族宗教和各种主义问题上也深有研究；顾维钧则是精明内敛，稳重之中不乏机警。
宋彪短暂的思考片刻，相信顾维钧在日本领事馆一定受到了森恪的严重挑衅和威胁，就问他道：“那位大日本帝国的外务次长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顾维钧有条不紊的回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开宗明义，认为日本正在面临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中日两国并无严重的军事冲突，希望日本和我国暂停目前的军备竞赛，和平相处，尽可能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相互退让。森恪先生大约是体会错了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判定我们无缘无故的退让背后有着其他的阴谋之类的吧，总之立刻就不假思索的向我们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是我国现有海军巡洋舰的规模必须保持在7成，超出部分必须在今年内全部拆解，我国海警局只能在近海活动，总吨位不得超过3万英吨；第二，鉴于日本为维护国家安全导致军费开支增长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国家损失，以及表面我国对大日本帝国的平等尊重，我国必须将在中日辛亥战争中迫使日本割让的西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并且承诺不在太平洋海域保留舰队基地，撤回在印尼三宝垄的海军分遣队及废除新喀里多尼亚、波西尼亚的海军基地；第三，为保持永久的和平，中国海军军费开支永久不得超过日本，中国国防军军费总开支不得高于日本1。4倍，双方共同承诺裁军，飞机数量应保持平等；第四，我国应将东北及远东地区的传统满洲区对日本开放。”
“哦？”
宋彪大致也有点惊讶了，和顾维钧问道：“这么苛刻的条件吗？你居然还能谈到现在？”
顾维钧道：“圣命所在，必当竭尽所能，在臣下的建议和劝说下，森恪先生认为日本可以减去一部分的要求，第一条和第四条是日本不能退让的权利，而第二条和第三条，日本可以协商。”
宋彪冷笑一声，问顾维钧道：“你是怎么想的？”
顾维钧想了片刻，答道：“臣下以为日本国内有一部分特殊而强大的力量根本不打算作出任何形势的退让，他们将自身的利益置于整个中日国家和民族之上，这是中日问题持久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纵观日本，军队和资本已经不是在为国家服务，而是凌驾于国家之上，形成了军部和财阀结合的垄断势力，而森恪先生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臣下以为日本目前财政危机的压力很大，中日最终达成缓和军事竞赛的条件很成熟，也确实有较大的可能达成缓解协约，但从长远来看，中日之间确实只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