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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利益决定了中德关系的特殊性，双方交谈甚欢，对于德国特使团提出的希望中国一起反犹太人的提议，宋彪大而化之的避而不谈，德国方面也只是按照元首的要求做一番提议，并没有继续在此问题上讨论下去。
随着纳粹加强了对犹太人的破坏，中国也一直维持从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吸收犹太人避难的政策，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犹太人，帝国制定了非常仔细全面的清单，从整个欧洲都在加快吸收人才的步伐。
除了人才。更重要的则是资产。
中国通商银行在德国属于极少数连纳粹都不愿意得罪的银行，只要将财产保管在这里，并且汇到中国，不管是白银、黄金，还是珠宝首饰。银行都能完整无缺的送走。
此后的几天。宋彪确实履行诺言陪同德国特使团在北京、天津和滦州一带参观，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民俗文化，也介绍中国的现代工业、教育等等，帮助德国访问团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国力到底有多强。
与此同时。德国特使团也在和中国秘密磋商，德国现在已经基本决定向苏联开战，为此提出一个建议即中德建立牢固的军事同盟，一起向苏联宣战，在苏联战败后。双方以乌拉尔山脉为界，东侧归属中国，西侧归属德国。
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根据亚盟的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盟成员国都不得于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以保证亚洲的独立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原则，中法才结束了原有的长期的同盟关系。
随后不久，以戈林为首的德国特使团重新提了另一个建议。即德国对苏联宣战，中国向德国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在德国战胜之后，德国保证哈萨克地区独立，并将托管权转让给中国。
在此基础上。德国要求同中国签署类比法国的《中德战略互助条约》，以保证中国永远不会向德国宣战，而德国承诺不和意大利签署同盟协议，并且不会支持和纵容意大利侵略非洲。
顾维钧在同赫尔曼。戈林多次磋商后。最终同意签署《中德友好合作条约》，而非像法国那样的《战略互助条约》。但是《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同样保证在德国不侵犯中国及亚盟盟国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会给予德国所需要的物资及资金贷款援助。
双方约定此事之后，就此进行了全面的商榷，将具体的条款都确定下来，决定在5月份左右签署这一条约。
这个时期，德国在谋划进攻苏联，为征服整个欧洲寻找资源殖民地，而日本则在为了保住殖民地谋划偷袭中国，苏联和中国当然都知道，苏联积极在西线布防调军，试图阻止德国的军事冒险，中国则故作不知，继续积极的同日本内阁进行洽谈，看起来更希望和过去一样通过谈判迫使日本接受再次被压制的局势。
说到底，苏联不想同德国开战，而中国则完全做好了一次消灭日本海军主力的计划。
就在德国特使团离开中国，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米哈伊尔。加里宁也亲自率团访问中国，希望同中国就《中苏和平条约》的续约问题进行谈判，前几年的苏联随着工业实力上升，一方面继续表态要和中国保持友好，另一方面也积极向中亚渗透，真是说一套光明正大，做一套卑劣下流的典型。
在苏联看来，亚盟就是为了针对苏联而创立的，一直想要分裂亚盟，从经济到军事援助各种条件都愿意许诺，妄图将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从亚盟分裂出来，还积极派遣苏维埃渗透到吉尔吉斯地区，支持吉尔吉斯地方派从中国独立。
各国都是玩阴的。
等到纳粹德国在中国的支持下开始明确的准备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苏联现在才慌忙要来找中国谈和平条约，又重新提起要遵守停战时期的各种承诺的条件。
苏联也好，沙俄也罢，其实都是不遵守承诺的典型国家，说过的话就像是放过的屁一样不值钱。
有趣的是苏联、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都是一样的特点。
因为刚和德国就此达成协议，帝国直接拒绝了同苏联继续续约的谈判，两面三刀的政策固然有利于帝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帝国聚集重兵消灭日本，但是帝国的实力足以保障国家两面作战。
哪怕不作战，帝国在西部战场堆积重兵，也足以能将苏联的大军分开，让苏联难以集中兵力抵御德国的进攻，诱使德国投机主义的猖獗，诱使德国更容易的做出全面进攻苏联的决策。
时间还是很早的。
德国在今年之内绝对不可能做好进攻苏联的一切准备，帝国即便要和苏联签署和平条约，也会选择一个最佳时机狠狠敲诈苏联一笔，让苏联狠狠的反省过去几年的一时猖獗。
苏联自以为重工业实力增长的极快，就得意忘形的以为可以向中国报仇。
他们真是不理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道理啊。
总之，在1939年的上半年，世界的局势已经变得无比清晰，德国将会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德国也有可能进攻法国，或者说德国向法国复仇的这件事迟早还是会到来。
北京成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德国、苏联、法国、英国的特使团都陆续抵达北京。
英国更是派遣前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伯爵亲自赴华访问，就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换，并且就亚洲的去殖民化议题进行探讨，随着世界独立主义和一国主义的潮流越来越高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内部都有一部分重要的政客意识到去殖民化是英国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亚洲，如果因为中国支持亚洲国家独立和自由，而和中国爆发战争的话，英国不仅有可能战败，还会因此颜面无存，彻底丧失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
当然，这些人中绝对没有那么更加保守和顽强的丘吉尔。
保守党此时的主流意见是希望印度自治，但这一意见在党内并不统一，反对者中最为著名的领袖就是丘吉尔，这一度也是的丘吉尔被驱逐出了保守党的政治中心，可这也没有关系，丘吉尔原本就是多次换党派的人，他根本不在意是否离开保守党，问题在于丘吉尔怎么也不可能加入工党，他宁可在保守党被继续排挤。
斯坦利。鲍德温伯爵也有幸觐见了华皇陛下，并同华皇陛下在隆礼阁就亚洲和世界局势问题做了长达数个小时的探讨，据说华皇陛下并不是很认同保守党的印度自治设想，因为华皇认为一个脱离了大英帝国的印度很可能会被某个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成为亚洲的不安定因素。
于此同时，华皇也对印度自治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英国应该将印度分解成四个国家，使之分开独立，而不是强行的继续纠结在一个国家之中，那只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而他并不希望印度半岛陷入战乱，否则，那将是亚洲的灾难。
双方就缅甸自治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
虽然讨论了自治，但是英国并没有让缅甸、印度这些国家独立的任何考量，所以，英国还是要求中国和亚盟不得支持缅甸、印度等地区的叛乱武装。
就在斯坦利。鲍德温伯爵领团访问中国之时，日本已做好了突袭三都澳的一切准备，而最终的作战令也送抵皇宫等待昭和天皇的最终审批，只是因为昭和天皇拒绝签字而一直押下不动。
287章 首都
每个伟大的王朝或者国家都曾有一个伟大的都，正如伦敦之于大英帝国，正如巴黎之于法兰西，正如长安之于大唐，正如北京之于中华帝国。
北京是一个特别的都，特别是在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皇朝时期里。
从城市的构架设计上来说，北京肯定是世界上最特殊的都，可更确切的说，北京是管辖着帝国的都的特大型城市，而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都是北京京都县，在1937年4月，京都县也正式改称北京中央特区县。
中央特区在行政规格上依然只是一个直隶县，相当于县级市的标准，但它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帝国政治中心，拥有约六十万的人口。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产业是服务业和新闻产业，以及教育和科研产业，中国最重要的四大全国性报纸之中有三家总部位于这里，代表全国最高国立学府的中央帝国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理工大学、中央国防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中央军事学院都位于这里，中国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央科学院、中央工程院、中央国防科学研究院也都位于这里。
这里大约是世界上高知识人才最集中的一个县。
中央政府、中央军部、中国国家银行、国家情报总局、中央保密局、世界华商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红十字总会、中国教育协会、光复党总部、民主党总部、社民党总部、工党总部、东正教中华牧区总部、中国国家歌舞团、中国皇家歌剧院、中国皇家戏剧团都位于这里。
世界各国的驻华大使馆和各国及国际政治团体在华机构总部也都设在这里。
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华帝国都。
这里就代表着一个繁华昌盛的伟大时代，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正因为都职能从北京脱离出来，使得北京既是帝国的都，又有足够的空间展经济和文化产业，同中央特区县相互结合，真正意义上构成了中华帝国的帝都。
一个无法繁华的大帝都，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北京是这个世界大学最多的城市，而且都是世界级的大学，这一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很特别，除了中央特区的四大国立大学，北京市本身还有燕京、辅仁、北京、清华、中央国际外语学院、同仁医科大学、中央医科大学、中央师范大学等等第一流的大学，国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则以燕京、辅仁为。
北京也是这个世界上科研机构最多的城市，古建筑群保存最多最为完善的城市之一。
环绕北京，滦州、天津、保定、宣州这些城市，加上通州、廊坊共同构建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工业区，而北京就是这个华北城市群的中心，也是科研、教育、金融和文化中心。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帝国先后四次出资，大规模的修缮了北京的内城区，围绕着昔日的繁华府邸修建了大量的公园、景点、博览馆、园林，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按区域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缮，以此为基础重新整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基建，修建卫生、电力、通信、交通体系，围绕着**广场、中南海和紫禁城将北京重新改造成一个花园广场城市。
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滦州是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港口基地，北京、天津都是直辖市，这样的高级别的城市集群在这里，自然也就会很容易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
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对北京的重点建设也是格外用心，确保这座城市能够真正的代表帝国之辉煌。
外国人到中国，很多都必然要到北京一趟，而在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它正能最佳的诠释帝国的强大、富足、辉煌、先进、现代和古老。
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反对中国的强大，但你很难不喜欢北京这座帝都之城。
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甚至没有之一。
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极右翼思想家叫大川周明，这个人鼓吹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大亚细亚最优秀的民族，印度民族和朝鲜民族仅次于大和民族，而支那民族只能派在第四的不入流。
他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正是要求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反抗欧美列强，率领整个亚洲**，由日本根据人种的优异建立新的制度统领亚洲。
这其实是东亚共荣圈的源头思想，和日本过去所推崇的脱亚入欧思想背道而驰。
这个人几乎从未到过中国，1933年，他第一次为自己计划了一次支那之旅，从旅顺开始游览整个中国，当他参观了整个东三省的主要城市，他虽然感觉到中国工业和经济都已经强于日本，但他坚持认为东北的强大是因为有欧美人种的支持，而东北确实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地区之一，大约1/1o的人口来自于欧美和俄国。
直到1934年的春天，大川周明抵达北京游历，他才彻底明白自己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根本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北京并不是中国最现代化，也不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北京有大量的明清建筑，为了保持整个城市美学的统一和谐，北京从帝国建都之后开始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除教堂和外国使馆及少部分特批建筑外，所有建筑都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建筑风格，一切建筑且都不得过22层。
当震旦县的远东大厦高达1o3层，上海的上海国际中心大厦高达1o8层时，整个北京的建筑风格和层次依然保留在改良主义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