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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说：“你少充好汉，即使将来有事，也轮不到你来顶。你干得对，这个愚蠢的家伙，他净想圆他的梦了，就不惜毁掉城市，不惜伤及无辜，这算什么军人？只能算屠夫。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咱们的军队怎么培养出这么个蠢货来？居然还当过副团长？就算他闲得难受，想表现一下军人的勇气，办法很多嘛，把对手找来，一对一的干上一场，哪怕打输了也算条汉子，可这个混蛋却要用炮来表现自己，８２炮玩着还不过瘾，还想玩玩火箭炮，要让他玩痛快了，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娘的，他在玷污军人的称号，损害军人的荣誉，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天理难容。”
梁军接着汇报：“昨天我和段鹏、林汉汇总了一下情报，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红革联’的头头虽然死了，但它的组织系统还在，它的成员都很激进，杜长海的死只是暂时解除了炮火对城市的威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斗的问题。据我们的情报，‘红革联’已选出了新的指挥班子，很有点同仇敌汽的意思。至于‘井冈山兵团’已连开了几次作战会议，目的只有一个，要继续作战，用武力扫平‘红革联’。前些日子企图冲击军事禁区，被段鹏他们打了个小伏击，那个邹明似乎老实了几天。但危险并没有消除，这个组织的人数很多，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处于第一线的武斗队员中复员军人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前一段的武斗中，伤亡了几百号人，目前在这个组织的内部，从上到下都蔓延着一股急于复仇的强烈情绪，这种团体的复仇情绪，不是个人能制止的。邹明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马上会触犯众怒，会被立刻改选掉，新的头头也许会更疯狂。１号，我们一致认为，以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本市武斗规模的升级看，仅靠我们特种分队小规模行动是制止不了武斗的。现在惟一可行的是宣布对本市实行军管，出动部队对双方实施强行缴械，对敢于反抗的坚决镇压。这恐怕是惟一有效的方法。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第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不是不清楚，但却没有任何指示要制止武斗。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最高决策层的本意是什么？是希望武斗愈演愈烈呢？还是希望能迅速平息？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江青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又做何解释？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吗？第二，关于军队支左的问题，这条指示太笼统、太模糊，谁是左派？标准是什么？支左支到什么程度？是光喊喊口号呢？还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干脆是出动部队参战？第三，如果前两点都得不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两种选择，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承担极大风险，甚至，我怀疑这是种圈套。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您对武斗采取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的办法，眼看着城市被打毁，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甚至造成我军前沿防御体系的瓦解，敌军的乘机登陆，这些严重后果，身为本地区野战军的１号首长，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干系，因为任何一场灾难，事后总要找出个替罪羊，既然中央文革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只好由您来承担责任了。反过来讲，如果您出动部队制止武斗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流血事件一旦发生，咱们野战军就成了镇压革命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以武力对抗中央战略部署的罪人，身为１号首长您仍然摆脱不了干系。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照理说这些问题应该由中央文革去考虑，但如果中央文革不认帐，那问题就大了，以上这些请军长考虑。”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云龙拿起电话“哦，是马政委呀，有事吗？什么？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得？这小于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里来排场可不小，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呢。哟，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好，好，你去时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是呀，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很难过……很难过。好，好，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电话。梁军也苦笑起来。
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道：“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分析的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
第三十九章
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资格还差点儿。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
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１２９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９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２５军和红２６军，抗战时的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你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
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煮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闷了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他想得很简单，到哪儿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这白拣的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陕北后，１９３８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惟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１２９师刘伯承摩下，后又归了３８６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队。１９４９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Ａ兵团。如此算来，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１２９师３８６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
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搬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旋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搬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作了。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