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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起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他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几天后，保卫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军长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奉张总政委命令，我们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一句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点点头说：“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他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道：“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一下我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刘伯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总司令！请你别再对张国焘抱任何幻想，挽救革命务必果断行动，这是处置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唯一的途径。”
朱德摇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同意这个方案，不是对张国焘下不了手，而是觉得这个计划不稳妥。你看，我们实施的方案是以少胜多，我们不再是以红军对付白军，而是要针对我们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啊！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引发惨烈的内杠，蒋介石要是知道红军内部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不知会有多开心。即使退一万步，拉走少数队伍回师北上，那也不知会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就这样听任张国焘摆布，跟着他走向灭亡！”刘伯承显然急了。
“不！对张国焘动武现在显得操之过急，冒险成份过多，时机尚不成熟。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时候吗？也是这个张国焘前来搅局嘛，他坚决不同意起义。那时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亏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与他据理力争，才使得起义顺利实施。现在不同了，张国焘手握重兵，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是大错特错。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将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相信迟早我们会踏上北上道路的。”朱德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继续讲道：“老五、老九（五、九军团）那边怎样？看来我得去那边一趟。目前局面如此，你、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两位老总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相互道别后，两人匆匆赶回了各自的驻地。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来到五军军部。董振堂秘密召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了一个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到：“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五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五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初，张国焘率人马到达卓木碉，试探性地问朱德：“玉阶兄，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朱德知道张国焘肯定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