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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昌浩，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那就是说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那好，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
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血战。
时五军奉命驻守山丹，敌马禄的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不仅守住了山丹城，而且也很好的配合了永昌的战斗。打了几天以后，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打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参谋长李屏仁在敌一次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十三师政委谢良也在山丹的阻击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牺牲，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蒋介石被捉住啦！”原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阵地上我红军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得知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至12月下旬，党中央发来电报，告知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同时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自尽。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他感觉死神已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着……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中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二十七、血战高台
二、血战高台
西路军将士再一次踏上征程。已是寒冬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荒凉的河西走廊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五军这次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自其任五军政委以来，处处为难军长董振堂，他先是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大部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仍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他根本没法与比他大10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37团、43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39团、45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三千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真心希望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在朦胧睡意中的小城，平静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城，守敌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驻高台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领导干部。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老董，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哼哼！咱们再杀回来………”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呀！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牢固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
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战士们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只带回来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