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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季振同握住主席的手，不好意思地问到：“主席，肖政委写了一个剧本，想让五军团的同志们更深刻地了解军阀和帝国主义，我想请您夫人参加演这出戏。”毛主席十分爽快地说道：“好！我尽量动员她去！”。不久这出生动的话剧在五军团正式上演，在戏里，贺子珍同志扮演一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肖劲光则演一个大胡子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以后，季振同开始真正活跃起来，爱开玩笑的他常戏称肖劲光是“帝国主义”，肖劲光则“回敬”他一个“军阀”。两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改造工作也进行的异常顺利。
八、差点被资遣的开国上将
二、差点被资遣的开国上将
宁都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爱国将领支持，广大士兵积极拥护的一次起义。但其中也包含有一部分事前不知道要起义当红军的官兵。比如，七十四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曹金声，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准将，在起义中他坚决执行季振同的命令，带领二团不折不扣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来到苏区后，却一直闷闷不乐、情绪很消沉，后找到季振同谈话，说丢不开家里的妻儿老小，希望能够回去。季振同在劝说无益的情况下，没有为难他，给了他路费，让他回去了。该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在给黄中岳的信中说：“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宁都起义时在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的八二迫击炮连当马夫，他曾回忆说：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当天，季振同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你放心吧！他们也都先后找过我，我已向组织反映过。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们走，我还舍不得呢！”
刘伯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同志，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北伐时期，曾担任过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队去演讲既生动又形象，很有号召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在当时，全西北军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刘伯坚主任一次演讲，可以顶三月饷！”经刘伯坚这么一说，季振同再无二话，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在刘伯坚、季振同等人的极力担保下，这部分军官终于得以留下来，年轻的李达如愿以偿，被分配在十五军任连长。不久，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政委王震来中央苏区开会，提出要几位懂军事的干部。经中革军委批准，决定从红五军团中选调。李达、严图阁、吴正卿等数名营连级军事干部被选中，他们进入湘赣苏区后，很快分配到各基层担任军事主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李达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严图阁担任了红十八军军长，吴正卿担任了红十七师师长。以后，李达随红军主力长征，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被授予上将军衔。吴正卿在长征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严图阁则奉命留下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秋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湘鄂赣边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党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1936年，他带伤率部转战于浏阳、平江一带，后因伤势恶化，缺医少药，于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黄金洞病逝。一同被保留下来的干部还有原七十四旅卫生队长姖鹏飞；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由董振堂率领的十三军在改造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军团的最前列。这支部队是由七十三旅为主编成的，董振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尊重党中央派到十三军工作的政工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并带头纠正旧军队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起义官兵的思想工作，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
受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十三军也有一些起义过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将被打发回家。对此，董振堂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与这部分军官交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担保，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军事干部，这里面有：徐达月、邓友毅、孙步霞、杨统升、李连祥等。这些同志以后都迅速成长为我军中、高级指挥人员，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九、赤胆忠心
三、赤胆忠心
经过一段时间整编，起义部队渐渐朝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靠齐，面对队伍翻天覆地的变化，季振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曾对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感慨地说道：“红军当中有能人啊！党中央给咱们部队派来的政工同志真有一套。肖政委那么年轻，却文韬武略，刘主任更不要说啦！毛主席博学多才，简直是诸葛亮的化身。”赵博生感叹道：“我投身军旅十七年，先是在皖系，又到奉系，23年转入冯先生的西北军，这么多军队当中，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救国为民的，咱们当初走的道是正确的！”董振堂也讲道：“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那时候醒悟过来；不是条正道啊。我这几日参观了红一、三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比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一些。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屡屡打败老蒋的正规军。我们刚过来时，八十一旅不就是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了大半个旅呀。这里面有原因啊，兄弟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比我们要高，他们的打法也有一套，光这两点，就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啊！”
不久，季振同郑重地向政委肖劲光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快言快语地说道：“进了共产党的门，我就是共产党的人……。”肖劲光为他有如此进步感到高兴，但又有点为难。说实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可回绝了他，像他这般火爆性子，能否正确看待？如果他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或者拂袖而去，对刚刚开始改造的部队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肖劲光耐心地向季振同解释道：“总指挥，我很高兴你在思想上有这样的进步，不过，作为高级将领，你的入党要求必须经过中央审批。我会将你的要求向上级组织汇报的。”
很快，经中革军委批准，由朱德、周恩来做介绍人，季振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担任军团副总指挥、十三军军长的董振堂也被批准入党。当天，他激动地找到十三军政委何长工，说：“何政委，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我想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何长工十分感动，连忙劝道：“你辛辛苦苦搞了半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你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孩子呀！”
董振堂摇摇头，坚持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说：“革命啦，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何长工解释说：“不错！你是党员，但入党不久，即使全部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下一部分给家人吧！这样吧，你交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二人就这样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只同意留下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而这留下的银元董又原封不动的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也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点，给予补养身体，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
在捐献自己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对这条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总司令将毛毯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御寒之用。不久，董振堂在高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常常用手轻抚这条毛毯，教导身边的同志：“革命不易啊，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副主席又把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这条毛毯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它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将军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十、一场风波
四、一场风波
在民主改造和整编起义部队的过程中，也曾发生